《2015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
　　这意味着今后“红头文件”将承担更大法律责任。当然，这也有利于倒逼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各类“红头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三是复议机关当“被告”的几率明显增加。新法规定，复议机关无论是“维持”还是“改变”下级机关决定，都要当被告。这与1日法规定只有“改变”才当被告相比，上级机关当被告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一规定的目的是强化复议制度的功能，推动行政争议在行政机关内部得到化解。但也有专家担心，如处理不好，有可能影响复议机关的积极性，不排除有些上级机关担心当被告不受理复议，或强压下级机关一味妥协让步。四是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压力加大。新法首次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写入条文，并规定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应当看到，与国外一般采取公职律师出庭相比，这些规定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从江苏等全国10多个省市的实践看，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效果还是不错的。“追究刑事责任”是原《行政诉讼法》就已规定的，实施25年来全国尚无一例，此次增加“拘留”规定，具有更多震慑作用。五是跨区域案件应诉的因素更加复杂。新法首次规定跨区域管辖，我国首批跨区域法院已陆续挂牌。跨区域管辖可突破地方保护主义、防止诉讼“主客场”。这一制度尚在试点阶段，但对政府应诉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特别是跨区域的环境保护、土地征用等案件，各地具体政策不一、补偿标准各异，可能存在“同案不同判决”的情况。
　　从机遇看，一是新法将更有利于理性解决官民纠纷。自1989年颁布《行政诉讼法》以来，行政诉讼在化解行政争议、缓解官民矛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与信访相比，行政诉讼更加理性、更具权威，能更好做到“案结事了”。二是协调矛盾更简便，促进社会和谐。新法增设了简易程序，特别是规定了可以调解处理的情形，也就是对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调解制度也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可以避免官民“针锋相对”，有利社会稳定。三是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实践证明，行政诉讼在推动依法行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法的修订是依法治国的大势所趋，虽然政府部门短期内可能会有一定的不适应，但长期看，新法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塑造法治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等的正面作用将逐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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