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疑难解析》：
（一）迁徙自由在所有要素中，人（劳动力）无疑是最重要的，但目前有多种因素限制人的流动。其一就是户籍制度。诚然，农村人变为城市人的难度在减弱，但要想变为大城市人则还有极大难度。这是户籍问题吗？不是，它是围绕着户籍产生的福利差别问题。北京人和非北京人在买房、买车、就业等很多方面有重要区别，这令人啼笑皆非。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就是前者立足于契约而后者立足于身份，户籍存在的目的就是牢牢地把人固定在某种“身份”上，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同一个国家的人不能仅仅因为出生地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待遇。或许有人会说（实际上很多人这样认为）：这是理想主义者的梦呓，如果没有了户籍，大家都会跑到北京、上海、广州去。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第一，这种说法低估了人们的理性。大都市固然机会较多，但成本也较高，人们会估算成本收益以决定自己是不是去那里。纽约、伦敦、巴黎是大都市，难道全部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那里？第二，现在有户籍限制，人们就不去了吗？人们之所以要去大都市，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政策问题，我们把北京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们自然要去啊。说句不客气的话，谁让你是中心呢？决策失误的代价让老百姓承担，这是不公平的。户籍制度有多种弊端，可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给予公民迁徙自由，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其二是社会保障问题。人的劳动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基础，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存在很多问题。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农民各有一套独立的保障制度（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最低），互不接轨，这就为人的自由流动制造了樊篱。为什么大学生都喜欢考公务员？因为考上公务员就可以吃“公家饭”，就可以获得较为完善的保障。再如医疗保障，在信息技术已经完全可以提供支撑的前提下，异地医疗保障居然无法实现，还要搞什么试点，这让人难以接受。反观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一张身份证、一个社保号码就可以走遍天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应该给自己的人们提供更多、更完善的保障吗？
“国情派”（就是那些动不动以国情为借口的人）开始发言：我们国家还不够富裕，国情如此：保障不健全也情有可原。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即便国家不够富裕，有限的保障能力应该先给予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这是社会保障的根本目的。谁最需要保护呢？显然是社会底层——农民、失业者、失独者、无劳动能力的人，而不是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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