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场性壁垒。沉没成本和违约成本基本上构成了企业退出的市场性壁垒。
（1）沉没成本。根据理论，资产专用性导致了沉没成本的形成。这里的沉没成本，即存量刚性不仅包括厂房、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还包括研发、广告、品牌等无形资产。资产专用性具有行业异质性，Nunn（2007）研究发现重工业的资产专用性相对于轻工业较强。而资产专用性越强，生产要素的市场流动性就越差，沉没成本也就越大。目前，我国产能过剩产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以及部分新兴产业领域，资产专用性较强，沉没成本的比例较大。随着专业化趋势的发展，资产专用性产生的沉没成本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所以，当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时，并不愿意退出，而是想方设法维持，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向银行贷款以获得足够的流动资金。由于存在前期贷款，为避免债务风险，银行又不得不继续向企业放贷，形成所谓“棘轮效应”，从而使企业继续“滞留”在过剩行业中。
（2）违约成本。沉没成本主要是针对企业的固定资产而言，退出带来的流动资产方面的损失可称之为违约成本。违约成本过高也会造成企业退出受到限制，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费用：一是企业在合同期内解雇员工必须支付较高的违约金、安置和再培训费用以及精神损失等。二是单方面取消原先订立的原材料等购买合同以及产品销售订单必须赔偿交易对方一定的损失。三是清算以及债务违约会影响企业的征信记录，增加其再贷款成本。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58％，企业退出带来的违约成本相当高。四是工人失业可能会带来的一些不可预料的不安定因素。
2．体制性壁垒。其实，相对于市场性壁垒，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体制性壁垒。当前，我国企业退出的体制性壁垒主要源自于：地区竞争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以及市场体制等。
（1）地区竞争体制。现行的财政分权以及以c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等体制导致各地陷入“锦标赛”竞争。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会对产业进入、退出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经常可以观察到：凡是中央大力号召、鼓励发展的产业，各地政府都会不论比较优势积极响应，甚至不惜通过扭曲生产要素价格来吸引投资；而中央要求严控或淘汰的落后产能，各地政府普遍持有抵触情绪，甚至会跟企业串谋“瞒天过海”。也就是说，产业进入阶段，中央和地方是“激励相容”的，而产业退出阶段，两者是“激励不相容”的。造成地方政府不愿意企业退出的原因主要有五：第一，从政治晋升的角度来看，如果放任过剩企业退出，那么就意味着GDP的下降并由此引发升迁失败；第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企业的投资活动也是政府官员寻租的一条重要途径；第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退出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本地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冲击；第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退出会导致工人失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第五，从政府博弈的角度来看，阻止本地企业退出是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刘小鲁，2005）。
（2）社会保障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是通过影响政府和工人行为来影响企业退出的，因此，可以将其看成体制性壁垒的间接机制。目前，我国的养老、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制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水平较低。实证研究表明，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偏低，并且不同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很大，大多数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保障覆盖面不广。以覆盖面较大的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12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只有61．9％。三是保障固态化。社会保障很难或者不能随保障主体的流动而流动。因此，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无法给企业退出造成的大规模工人失业形成有力支持，工人为争取自身利益往往采取上访、谈判等方式阻碍企业退出，而政府为了减少社会负担和不安定因素也会干预企业的退出决策。
（3）市场体制。不完善的市场体制也是体制性壁垒的重要来源，这里的市场体制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市场机制。目前，我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现有的一些体制和政策又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比如企业退出原有产业进入新产业的信息、资金等搜寻成本非常高；部分法律制度不合理，尤其是执行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大等。二是市场体系。我国尚未形成多层次、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央要求加快统一开放市场的构建实际上并不单单指的是商品市场，而是更侧重更深层次的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使得过剩企业很难便捷地找到融资渠道投资新产业、进行产权转让或重组、获取进入新产业必须的生产技术、匹配对应的劳动力等。三是公司治理。虽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治理水平仍较低。造成我国公司治理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比如资源配置、企业目标、高管任免等的行政化。这些因素使得过剩企业难以从原产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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