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怪杰·李贽：告别中庸》：
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下的万历三十年三月初。
农历三月（这年有闰二月）的北京，天气已不那么令人瑟缩。御河桥下的冰凌化了，棋盘街旁的杨柳青了。可是，天宇京畿的百官万民却一点生机也感觉不到，心头重压的冻云不开。胸中拥塞的冰块难融。
从庙堂大臣到市井小民，人们抹不去一个不忠不孝的念头，暗暗祈祷着，焦躁地盼望着：如果这位“酒色财气”四病缠身的皇上快快蹬腿，新皇登基照例来一番“与民更始”，大家兴许能喘一口气！本来，二月里已有确凿消息传遍皇城内外，皇帝早晚工夫就要死了。
二月十六日，朱翊钧忽然感至0病势沉重，将不得不撒手人间，急忙宣召诸大臣到仁德门候旨，并命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人启祥宫后殿西暖阁安排后事，说：“朕病甚，勉辅太子。这些年因为修建三大殿而征收矿税，本是权宜之计。现在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停勿征，所遣内监，都撤回京师。镇抚司和刑部关押的罪人可以开释；过去进谏得罪降谪的官员，都给他们复官吧。”说罢，便躺下来等着断气。这个晚上，内阁大学士们及三公九卿都非同寻常地在朝房守夜，以应大变。沈一贯按朱翊钧的意思拟好的圣旨，也已由太监送朱翊钧认可，交诸大臣传阅；大臣们如获至宝，期望即刻执行。
可是，第二天朱翊钧的病情好转，他反悔了，接连派出二十多批太监到内阁办事房索缴圣旨。沈一贯奏称：“臣等昨夜值宿朝房时已将谕旨传出，顷刻间已播扬四海，不宜出尔反尔。”但是，朱翊钧不管这些。司礼监太监田义侍候在旁，也力争道：“圣谕已颁行，皇上岂可反汗食言！”朱翊钧怒不可遏，拔刀要杀田义；田义不为所动，谏诤愈力。但首辅沈一贯害怕了，赶紧缴出前谕。过了两天，朱翊钧传谕内阁，说是前两天由于眩晕云云，一切“著照旧行”。
人们空喜欢了一场．说到矿税等等，是怎么回事呢？这位万历皇帝长于深宫，自幼挥霍成性。冲龄践位，前十年有张居正夹辅难称心愿；待到成年，世间已无张居正，便纵性肆欲，哪管它天塌地陷。万历二十四年起，便向全国各地派遣大量宦官充任矿监税使，搜刮钱财供他挥霍。这些狐假虎威的钦差，所到之处树旗建厂，广招流氓地痞为爪牙，专以敲诈勒索为能事，侵害的不止一个阶层。富户不是被诬以盗矿，就是良田美宅或祖茔先墓被指下有矿脉，逼其献款；不论有无矿藏或矿脉贫富，皆强逼富户为承包矿税的“矿头”，抓来贫户为矿役。地方官员也不在这帮皇使的眼里。州县芝麻官固然不敢阻挠中使，藩司巡院等方面大员也不敢稍加钤束。此外，还有查收商税、店税、鱼课、盐税的特使满天飞，举凡舟车庐舍、五谷六畜、农工官吏，无不是纳税的对象。“遂使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如此穷凶极恶的折腾，闹得正如刑部侍郎吕坤所形容的：“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万历二十六年，宦官陈增监山东矿税，凿山民夫多死，并逮及代纳税款稍缓的吏民。民众大哗。
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聚众三四千，驱逐税监马堂，毙其爪牙三十七人；沙市和黄州团风镇民众驱逐税监陈奉的徒党。
万历二十八年，京畿兵民苦于连年旱灾和矿税，起而为盗；浙人赵一平召集流民结党，拟举义兵造反。
万历二十九年，武昌民众聚集数万人围攻税监陈奉官舍，陈奉脱逃，投其党徒十六人于长江；苏州织工葛贤带领市民聚众包围税监衙门，乱石打死税使孙隆的参随黄建节，放火焚毁帮凶汤莘的住房，并捆住六七名爪牙扔进河流。
就在朱翊钧食言而肥的当日，江西又发生民变，景德镇民众烧毁了税使厂房，儒生们怒殴矿监潘相……尽管民怨鼎沸，报警的羽檄联翩而至，朱翊钧却无动于衷。坚持照既定方略办。
朝野士大夫忧心如焚。那些不怕丢官杀头的便前赴后继上疏劝谏。万历二十五年，吕坤上疏陈天下安危，请缓催科撤苛税，以收人心，防止人民“悉为寇仇”。
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与六部九卿大臣会疏纠劾宦官酿乱，毒害天下，请召还中使，罢除矿税。
但对这些意见，朱翊钧全当耳旁风。进言，或留中不发让它自生自灭，或下诏切责；行阻，轻则罚俸、撤职，重则打入锦衣卫北镇抚司监狱。诏狱中因建言及忤矿监税使的犯官，滞留未及时发遣的常有一二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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