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三元观：基于皮尔士理论的比较研究》：
皮尔士指号理论的优长之处在于突出征象、对象、释象的开放性互动关系，具象和抽象互补共生，绝不偏废，因而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学术生命力。一、民族研究的形神关联当下的民族研究风气，倾向于“名”“实”分离。一方面，民族理论成为类似索绪尔语言系统的自足符号系统，从能指到所指，从所指再回到能指，缺乏皮尔士指号体系中象似和标指的关联；另一方面，田野民族志限于描写象似和标指现象，既不在个案之间作比较，也不把象似和标指的描写与象征的理论联系起来，因而缺乏比较研究和理论观照。举例来说，多年来的民族译名研究，①多从理论到理论，不涉及真实而生动的民众生活，不涉及少数民族的认知，也不涉及本土语义分类，从斯大林到安德森，从英语到汉语，没有百姓的话语，没有他者的声音。这种局限于象征层面的结构主义推理，以牺牲民族生活和民间智慧为代价，放弃物象物觉及其涉指，成为修辞学研究。在这样的研究氛围下，学者大多站在国家主义立场，关注抽象的“国家命运”，没有能够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没有能够关注本土人的生存过程和生活细节，以及他们的物质环境、他们的身心感触，而是让这些物感物觉及其所指“退居二线”，长期搁置。学者们推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语句，讨论他们的本意，形成虚拟的学术生活方式。反过来，也有学者仅关注物象描写，不关注理论抽象，对于民族生活细节不厌其烦地进行描述，却不进行民族志的比较研究，不和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理论挂钩，不开展基于比较民族志的批评，虽然不失为贡献，但毕竟失去了民族研究的主旨，即从个案到通论的学理追求。其实，理论抽象是获知意义的必要手段，而意义是物感物觉的片面化，“物不需要全面被感知才携带意义”，过多“物的品质”参与意义获得过程，会成为“表意的累赘”。①被感知的对象物不会以全身呈现，即认知者不会也不能感知它的全部，“符号因为要携带意义，迫使接收者对物的感知‘片面化’，使感知成为意义的‘简写式’承载”②。由此推论，象征和意义为了取得普遍性，就要放大自己，而放大的代价是物感物觉的片面化。象征和意义在走向抽象和普遍的同时，注定有片面性“出身”，注定要为了保持活力而反思自我，回归物感物觉，以不断“纠错”、“纠偏”。基于日常生活的物象“浓描”和基于各种“浓描”之间比较的理论提升，是民族研究的“学术生态”，“浓描”和理论交融一体，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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