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初，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两位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利安借用2002年开始在美国出现的“新常态”一词，来归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给“新常态”划定了几个特征：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高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公共财政面临挑战，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和财富活力从工业化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同时，他们强调，“新常态”指的是在目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张慧莲等认为，2002年美国的“新常态”主要含义有两条：（1）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2）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当时正值9·11恐怖袭击之后）张慧莲、汪红驹：《新常态经济的含义》，《银行家》2014年第6期。。显然，这里的新常态并非仅仅是经济新常态，也包括社会生活的新常态。
事实上，美国学者于2002年提出新常态概念，是指当时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新经济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局面可能被长期化，从而成为常态。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重新提出“新常态”概念，以反映美国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的低增长状态。埃里安认为 “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皮外伤，而是伤筋动骨（危机之后的新常态）。是经历多年非同寻常时期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王松奇：《“新常态”源流考》，《银行家》2014年第9期。。新常态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
在金融领域：“新常态”下的金融体系代表着“更低的金融杠杆率与更多的政府干预相结合”。即金融体系被严格地监管，资本需求会很高，银行系统会更有效。“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体系不可能简单回归到危机之前。危机之前的近20年时间里，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引发的新经济浪潮及其之后的房地产泡沫发展过程中，金融衍生工具盛行，美国经济走向几乎没有政府监管的高度杠杆化。这给新经济带来的新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这些变化的演变结果没有人能预测，因此，很多“新经济”的直接受益者坚决抵制对飞速发展的金融衍生创新进行监管，认为既然是创新，其后果尚无法确认，实施监管没有依据。当时包括著名金融大亨索罗斯在内的“新经济宠儿”们都极力否认对新经济下的金融过度创新进行严格监管的必要性。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认识到，过度自由化的金融创新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政府对经济复苏治理的基本制度取向是经济发展“减杠杆化”，强化了市场监管。
在商业领域：“新常态”下的消费群体和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由于对“次级贷”的监管重新变得严格起来，“过度超前的信贷消费”受到了抑制，商业环境发生了改变。企业必须适应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的转变，在“新常态”中重新进行战略定位。
在宏观经济层面：“新常态”下的“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恢复将是以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为核心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结构必将重组，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而且必须慢慢适应这种宏观经济的“新常态”。
由此可见，美国原创意义上的“新常态”一词，本意是让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和金融恢复不要抱过高期望，主基调可用“悲观”、“无奈”来概括。新常态并非原来新经济繁荣基础上的“新新经济”来临，而是对新经济泡沫泛滥时期产生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整和修复。当然，由于对美国经济的前景存在不同的预期，因而，对美国是否存在“新常态”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自2014年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引用“新常态”一词以来，“新常态”一词在中国各界被高度重视并广泛流传。2014年5月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显然，习总书记的讲话是要鼓励大家勇敢应对新常态。2014年11月在APEC会议上，习总书记再次对中国新常态进行论述，把新常态描述为“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显然，这是对经济新常态基本特征的概括和对发展趋势的愿景期许。
2014年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可见“新常态”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定发展政策的新出发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经济风险八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新特征，对“新常态”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权威的分析与定义，厘清了过去一段时期各界对新常态的不同诠释。
针对我国经济新常态在八个方面的表现，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将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显然，这里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趋势的判断仍然是愿景性的、目标和政策取向性的，而未必是“新常态”的必然结果。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征提出了“新常态”这一概念，但并没有从学术理论层面上阐述和解释新常态。
一经济新常态的实践内涵（3）
二国情不同，各国都有自己的“新常态”（9）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发展阶段论的红利
缩水与消失（13）
（一）经济增长红利的来源（13）
（二）发展阶段转换与改革深化引致八大增长
红利消失与缩水（17）
四区分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56）
（一）常态 （56）
（二）非常态（59）
（三）常态、非常态与新常态的转变（61）
五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对策（66）
（一）加快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应对
改革红利缩水（66）
（二）真正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对生产率
红利缩水（72）
（三）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用人才资源红利弥补
人口红利的消失（79）
（四）强化实施循环经济战略，应对资源环境
红利消失（85）
（五）实施实质性新城市化战略，应对城市化
红利缩水（96）
（六）实施发展新兴产业与制造业升级战略，
应对结构红利消失（99）
(七)实施服务贸易崛起战略，弥补净出口红利
缩水（106）
参考文献（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