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
正是从这一预设的不可接受出发，他认为包含这一预设的逻辑史观也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对照《中国逻辑思想史》的原文，不难发现周氏的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歪曲理解了汪奠基的观点。在阐明为什么逻辑史还应该包括历史上对辩证思维的研究时，汪氏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表述过周文英所概括的那个预设，而是认为“逻辑概念的普通形式思维与辩证思维确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针对形式逻辑一元史观的主导地位，他特别强调“辩证思维的认识活动，始终是属于思维能动的主要形式，绝不是说在形式逻辑的思想领域里，就绝对不存在辩证的思维活动。”
要言之，研究目的（发现中国本土逻辑）决定了研究方法（名辩逻辑化），由此造成周文英反对联系名辩的政治伦理维度等来研究其逻辑之维（中国古典逻辑），从而以对名辩的逻辑之维的研究牺牲了对于名辩思潮各个派别的完整考察，遮蔽了对于名辩之多重内涵的全面诠释，难以避免只见逻辑不见名辩的后果。同时，多元的逻辑观与一元的逻辑史观的冲突，又使得周氏在发掘和整理蕴含于名辩话语中的中国古典逻辑时，仅仅关注了其中形式逻辑的内容，忽略甚至否定了其中所包含的历代对于辩证思维的研究。
（三）名辩、逻辑与因明的比较与综合
鉴于名辩之学的本质是中国古典逻辑，周文英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如何通过跟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的比较来研究名辩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在他看来，这种比较研究有不同的路数，表现出不同的倾向：第一种路数是立足于西方逻辑来整理与诠释名辩之学的逻辑内容。其倾向有二：一种是研究者既熟悉西方逻辑又有较好的中国旧学的基础，于是这种比较“尚能两头都吃透，不至于生吞活剥，因而作出了不少成绩”；另一种只是利用西方逻辑的理论框架去寻找、整理和排列中国古籍中相应的例子，既未能在西方逻辑与名辩之学间作系统的比较对照，也没有去探究后者所包含的自觉的逻辑思想。第二种路数则是不以西方逻辑为比较的主体或基础，而主要是在印度因明与名辩之学间进行比较，并参照西方逻辑加以综合。
针对在现有的比较研究存在的问题，周文英提出了名辩与逻辑、因明之间比较研究的步骤与目的。简言之：
第一步，求同性研究，即“以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为借鉴，系统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的逻辑史料，先着重从共同的一方面去考察，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具体内容作粗线条的描述”。
第二步，明异性研究，“当我们对中国的逻辑史料有相当积累以后，我们应当力求同中求异，力求去发现它的特殊性。”
第三步，综合性研究，即“将三种逻辑体系的同和异加以比较综合，改变现在普通逻辑教本中完全按西方逻辑的体系和内容来编排的作法”。
在他看来，随着诸子学的兴起以及逻辑东渐，自从清代以来，名辩、逻辑与因明三者之间的求同性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以寻找各种逻辑体系特殊性为目的的明异性研究尚未取得可观的成绩，至于第三步的综合性研究则基本上没有开展有计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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