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再评价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影响所及，远远越出了国界。批判地清理孔子思想及其影响，是中国无产阶级不容旁贷的革命义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号召“打倒孔家店”，揭开了现代批孔的序幕，立下过不朽功勋。但由于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对于现实和历史，缺乏分析的态度，因而，批孔的任务未能真正完成。
在中国革命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就思想文化的革命问题，做过一系列精辟指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文化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做出了光辉范例。毛泽东同志关于这一方面的思想，也受到了各种机会主义者的干扰和歪曲；其中，“四人帮”的破坏尤为严重。“四人帮”是毛泽东思想最阴险的敌人。他们打起假批孔的旗号，制造种种混乱，犯下重重罪行，使中国革命蒙受了一次浩劫，也给文化思想的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破坏。
打倒了“四人帮”，揭露了他们假批孔的真面目以后，我们有了完整准确地遵照毛泽东思想批判孔子的可能；广大群众也深感有这样一种必要。“四人帮”在批孔问题上的混乱和余毒，更亟待肃清。因而，如何全面地重新评价孔子的问题，就很自然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下面，谨就孔子思想的历史作用以及后世对孔子思想的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供大家讨论。
一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宋国奴隶主贵族后裔。早年生活贫困，靠给富贵人家相礼为生，也干过一阵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差事。五十岁前后，提任鲁国季氏政权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此后“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并从事教育和整理典籍的工作。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无论是定为领主封建转变为地主封建的时期也好，还是定为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时期也好，总归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时代。孔子居住的鲁国国都，又是当时公认的东方文化中心。这些条件，预示着当时当地必将有反映社会变动的思想文化人物出现。孔子本人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教育文化实践中的丰富阅历，以及好学勤思等特性，使他正好适应了这个要求，成长为当时最大的思想家。
但孔子不是站在时代前列为新制度诞生而大喊大叫的思想家；相反，他是一位哀叹世风不古的保守思想家。这种情况，又有着它的客观必然性。当时，新兴势力虽在经济政治方面一再得手，但在思想文化方面还缺乏素养，一时难以产生出自己的像样喉舌来；而陈旧势力却企图凭借传统影响，用精神的办法去挽救物质的损失。孔子这样的思想家，正是这种情况的历史产物。
在政治上，孔子是保守主义者。他相信周王朝是社会制度的最完美形式，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他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见《论语》之《八佾》《子罕》《阳货》诸篇。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对于眼前发生的社会进步，诸如经济关系的新旧蜕变，政治实权的逐步下移，宗法制度的日益涣散，人民暴乱的此伏彼起，他都不以为然，认为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表示了不能容忍的愤慨。
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比起本阶级的其他成员来，孔子看到的更多些，想到的更远些。他探寻过夏商周三代因革损益的变迁史，知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的大致情况。他所以提出“为东周”，也正意味着要对“西周”来一个损益，以便在不触动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使周王朝能百世不替地延续下去。这是当时他那个阶级可能选择的最佳道路。从现有材料看，孔子所主张的损益，除了“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卫灵公》），在礼帽质料的俭省上表示“从众”之类的枝节变动外，更多的内容则侧重在改善统治者和人民的关系上。他认为，对老百姓的统治不能只靠“政”和“刑”，即只用行政命令和刑罚杀戮，也要注意“德”和“礼”，即加强思想教育和行为防范（见《为政》）。他提倡“泛爱众”、“使民以时”（《学而》），“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反对“不教而杀”（《尧曰》）和“以不教民战”（《子路》）。为此，他要求统治者必须“贤”，必须有“德”，主张通过“举贤才”（《子路》）之类的措施来改善统治者的状况，等等。
孔子的这些治国方法，无疑都是为当时的权势者设想，针对着国家机器中某些颓败现象而发的，其目的在于维护周王朝的统治；为民众的，一点也没有。他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到处奔波，栖栖遑遑，向许多执政者提出过许多建议，也曾几次想利用政局变动中的某些势力，但都碰了钉子，没有捞到施行机会。
实践表明，孔子的“为东周”的政治方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它不仅违背新兴势力的根本利益，也不能满足腐败势力的眼前欲望。孔子本想通过这些损益，对旧制度做点修补，以缓和日趋尖锐的矛盾，使天下复归太平。无奈他所设想的损益，并不符合客观需要；它既为急欲攫取全部权力的新势力代表者所难以容许，也为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旧制度把持者所不愿接受。有人批评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的蛮干家。孔子自己是否“知其不可”，还很难说；至少那时已经有人看出了，孔子的方案，是不可实行的。
从孔子的政治主张不为任一势力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固然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新派，却也还不是冥顽不灵的顽固派。他有一套实际上是空想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实质，是保守的；但其中包含有某些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着眼的、以改善他们和人民关系为目标的办法。这些“长治久安”的办法，在当时不曾为目光短浅的统治者所了解。只有待到人民力量的重要性越发显露的后来，孔子学说的这个部分，方才被重视起来，并随着不同的历史条件，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孔子把他的政治主张概括为理论，提出了“礼”和“仁”的学说。“礼”和“仁”，以前也有人说过。孔子的发展在于，他把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它们某些新的含义。他所谓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主要指周初所确定的一整套区别等级名分的制度典章和仪文习俗；他所谓的“仁”，是最高道德规范，主要是说人们之间应该相爱。孔子认为，这二者是互相补充、互相包含、互相制约的。礼是外在的行为准则，仁是内在的精神状态。礼必须以仁为思想基础，否则就流于形式，徒具空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仁必须以礼为客观标准，相爱要有个节制，否则便乱了伦次，所谓“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这样的“礼”“仁”学说，是为维护旧的制度做论证的。因为二者虽说互相制约，但现实的依据仍然是礼，即西周的社会制度，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孔子所以在礼外又辅之以仁，其目的也并非要在制度上做什么根本变革，而是他误认为周礼之流于形式，日趋崩坏，不为人们尊重和遵守，原因在于人们缺乏自觉性，在于人们之间缺少相爱的思想。他认为，只要大家都去同情对方、爱护别人，周礼就能永远保持下去。这当然是一种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但孔子认为，这是一大发现，是灵丹妙方，因而付出很大气力来鼓吹“仁”的思想，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解说，给它下了许多定义。“仁者爱人”（《颜渊》）和“克己复礼为仁”（《颜渊》），便是其中两个最主要的规定。
“克己复礼为仁”，本是“古也有之”的一个现成定义（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用它来指明仁和礼的关系，强调礼对仁的决定作用。所谓克己，是就内在的思想状态来说的；复礼，是就外在的行为标准来说的。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使得视听言动合乎周礼的规定。孔子认为，能做到这种地步，则天下人都将称之为仁者。
“仁者爱人”是说对别人要爱。它的具体规定主要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把别人同自己一样看待，不能独善其身，更不能与人为恶。这里所指的“人”，是一种泛称，并非确指某一阶级。因为，一切剥削阶级，为了向别人也向自己隐瞒其思想和行动的狭隘利益，总是自封为全民代表，面对着全民讲话。而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做，确也有其一定的客观条件。孔子所说的“爱人”，就是说的爱一切圆胪方踵的人，并不包含社会的限制性在内。当然，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人类之爱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立阶级之间，没有什么相爱可言；对立阶级的个别成员之间，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去爱对方；剥削阶级内部不同利益的集团和成员之间，也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同情和相爱。但是，提倡人类之爱的思想却是现实存在过的，今天仍在许多地方存在着。能否实现是一回事，有无人提倡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它不能实现，便认为不会有人去提倡。如果那样，世上便不会有宗教和唯心主义了。
当然，基于自己的利益，向别人提倡一种不能实现的东西，在实质上，是对别人的欺骗。如果他自己真诚地这样提倡，那也是自欺。现实生活是会出来修正并戳穿这种欺骗的。实际上，“克己复礼为仁”一句，已经对“仁者爱人”做了限制，给“爱”立下了框框。因为按照礼的规定，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乃至同一阶级、同一等级内部的不同名分的人们之间，地位是很不“平等”的。各人在既定的框框里克制自己，其克制的内容和程度就大不一样。所谓“爱人”“立人”“达人”和“勿施于人”，当然也跳不出这个框框，而是要以此为界。所以，说到底，“仁”的学说，还是为“礼”服务的。它是想用精神的办法，去修补那个由于社会发展而破碎着的物质锁链，使之免于彻底崩解；它要在缺牙脱轴、运转不灵的政治关系齿轮上，涂上情感的润滑剂，力图使之和谐。这种努力，无疑是徒劳的。
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孔子能提出“爱人”的口号，把它作为“仁”的一个定义，用以补充过去那个“克己复礼”，这在思想发展史上说，应该算作一个进步。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身份变化的事实。比起“克己复礼”来，“爱人”的定义着眼于“人”，而不是着眼于“礼”，着眼于人的共同性，而不是着眼于人的社会差异性。这个变化的后面，隐藏着劳动者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做人权利的血与泪、火与剑的历史。正由于有了这个历史上的进步，才有这个思想上的发展。而孔子首先概括了这个进步，提出了“爱人”口号，改变了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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