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涛生来就是一玩家
伊沙（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我和蒋涛的相识，在小说《摇着来兮滚着去》中有描述：
伊--沙!窗外有人喊道，可以进来吗?来吧!
来人是蒋涛，也属于搞摇滚的。他扎一小辫儿，背一大包，总是显得行色匆匆的样子。他是本校日语系的学生，说来很有意思，我们是在1990年崔健亚运义演现场认识的。他还是《女友》杂志的一名业余记者，写过不少关于摇滚的文章。他具体操作不灵，不会任何一种乐器，唱歌还跑调，但立志要做一名经纪人。他创办了 一个名为西安摇滚普及办公室的伪组织，愣是办过一些演出活动，比如蔚华领衔的呼吸乐队在协和酒店的演出，张楚在西安各高校的巡回讲座，还请来一支日本某县的三流乐队在人民剧院搞了一场完全失败的演出。蒋涛手下的几个小哥们儿确实能干，主要是敢于，一帮行动主义者。蒋涛一直认为我的诗有商业价值，说只要找到 一种好的形式就行。他让手下出点子，一哥们儿建议用漫画配诗的形式出版，说可以跟蔡志忠联系，于是他们就真的跟蔡联系了，他们在致蔡的传真中建议他画些现代东西，最终尽管是毫无结果，但他们始终当回事在办。据蒋涛说，靠办活动和某些热心人士的捐助，他的摇普办已有三万元的资产，他说：有限地吃吃饭还是可以的。
对于蒋涛的外形，我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江山美人》中这样描述过：
我在名古屋--西安的班机上。回故乡之路成了一条空中的道路。
旅行仅仅意味着在一所豪华大厅般的空间里呆上两个多小时，如果是坐火车从西安出发，还不够出潼关的。
而从日本到故乡，却花去了我整整五年。我正襟危坐着。
邻座的老太太一直想说话，我注意到她。她终于开腔了，很小心地问我：您是中国人吗?
这个问题叫我不舒服。我他妈像日本人吗?大概是因为我的披肩长发，由这长发扎成的辫子，加上我的一身行头，在这盛夏时节我仍然足蹬皮靴。
我回答说：是中国人。
我在小说《两个人去找另外两个人》中写的蒋涛：
两个男人在一个晚上一块去找人的事情容易让人想到是去找女人，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蒋涛不会把这样的机会与我分享，哪怕同时出现了两个女人。一方面是因为我和他的关系有那么一层师生的意思在里边，我分到外语学院的那年他已上四年级，我去的头几年因为没有被分去教书所以也就没有教过他，那层师生的意思来自有时候他喊我“师傅”，我也不知道我这“师傅”教了他什么或者说能教他什么。总之他喜欢听我就他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比如说摇滚乐什么的。别看这小子外表很朋克，在某些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小地主，比如说但凡被他先认识的女人都会被他视为他的女人，别人不能染指，我多次在饭桌上看到这样的景象：蒋涛带着一个或数个女孩来，却从不介绍给大家，所以他带来的女孩总是在饭桌上充当无名无份的吃客，有人套瓷他还要当场制止。很久以后，他的一位小哥们儿回忆当年的生活说：蒋涛这傻B浪费了多少资源啊！在饭桌上介不介绍他所带来的女人（哪怕她是妓女），是我认为区别大小男人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观之，蒋涛绝对属于小男人，这也是他不可能与我分享机会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主要的方面。
我的小说《狂欢》里我们活动的记载，蒋涛=江林
112．江林=吃饭+洗脚
一走进那家塘坝鱼店他俩就笑了：江林已经到了，正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老老实实地等着呢—— 一晃两年半不见，这小子已像是老掉了十岁，那是留了一脸大胡子的缘故，活脱脱一个日本浪人。师生二人热烈拥抱，两位同事紧紧握手，然后坐下来点菜，主菜当然是这所谓的“塘坝鱼”——那种从四川刚刚传入此地的鱼的吃法在冯彪、刘明明吃来未觉其好，干而辣，十分单调，江林却吃得津津有味，他说回到祖国和家乡真是吃什么都觉得好吃，日本的食物寡淡无味，缺少刺激性，他一边吃一边大概讲了自己两年多来边打工边学习的经历。他说还有半年，自己的社会学硕士学位便可以拿到了，回国来发展是肯定的，最终的落脚点他想选在北京，但想先回本城回到杂志社来工作一到两年，作为一个过渡，他感叹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回来大有一种茫茫然找不着北的感觉，必须有个从头学起的适应过程，他说前两天他已和金老板见过面，谈了自己的这个想法，金老板高兴得要命，马上请他到五星酒店吃了一顿饭，欢迎他回来。
如江林在电话中作出的安排：吃完饭，就洗脚。有个大而豪华的洗脚屋就在饭馆对面，酒足饭饱的三人快速转移了地点。
从未尝试过的冯彪还搞不清这“洗脚”是干吗的，他给杂志编发过的一篇批判“洗脚现象”的文章——那文章更让他对此举有了一些先入为主的文化意识：腐朽、颓靡、可耻的享乐主义什么的。所以，当他随此二人来到这个在他看来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地方时，他竟然很是紧张，像在犯罪。
在一个灯火幽暗的包间里，三人依次排开地躺着，然后来了三个洗脚妹……
开洗之后，江林便开始大讲特讲自己两年半来在日本性生活的严重匮乏，两年半，竟然没有“办”过一个日本妞，大陆、香港、台湾甚至韩国的女同学他都“办”过，就是没有“办”成一个日本妞，他说是因为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太大，还有日本鬼子面对中国人所怀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让人不好“办”，不知该如何下手，更关键的是“套”不上……辛辛苦苦打上好几个月的工，去上一次色情场所，结果碰上的还是中国同胞——大部分是上海去的……
“他妈的！在日本住了两年多，就是日不上一个日本B！”
讲得那三个洗脚妹吃吃发笑，忘记了手上的动作……
刘明明则哈哈大笑，笑江林这个“泡妞能手”竟在日本一无斩获……
在此洗脚的过程中，冯彪始终紧张得不发一言，不停抽烟。终于洗完了，他像是如释重负。结完账向外走的时候，江林问他俩要不要换个隐秘的地方搞一些更加深入的活动——说那个地方是他一位在国旅本城分社做导游的大学同学（ 也是冯彪的学生 ）刚刚带他去过的，在郊外的一个度假村，很安全，就是收费有点高，他请不起，但可以实行AA制。
我在网易新世纪诗典中给蒋涛的评语：
蒋涛生来就是一玩家，从我21年前认识他后见他玩过恋爱玩过日语玩过摇滚玩过办刊玩过日本玩过留学玩过读书玩过海龟玩过电影玩过音乐玩过经纪人玩过投资人，当然他也玩过诗歌，大概觉得还是诗歌最好玩，其它皆是浮云。蒋涛名义上是我学生，但我没给他上过一堂课。蒋涛甚至不是纯种的中国人，他奶奶是日本人。我给他一年时间上《新诗典》，他三个月搞定。
蒋桑 is very dangerous !
孟京辉（实验话剧导演）
我和蒋涛是光屁股的交情。
第一次光屁股，是和刁亦男、刘莹、蒋涛一起去宁夏玩，我们来到了黄河边，我第一个脱光了，跳到黄河里，蒋涛紧紧跟上，我们在黄河靠岸比较近的地方支流里漂啊漂，不敢到河中心去，那样的话会漂到大海的。我们两个上了岸，让阳光把自己的身体晒干，一层薄薄的灰在皮肤上，很诡异。我记得我们俩的对话内容是说刘莹在远远的岸上到底看得见看不见我们的私处，蒋涛比较封建，他说会看到，以我的经验，我们连刘莹穿什么都看不清，她肯定更看不清我们了。
第二次，我去日本观摩戏剧，共十个月，日本文部省邀请我去的，每天补助17000日元，蒋涛说真多，后来这些钱都让我在欧洲旅行时花掉了。我住在丹羽先生家，他是推动日本小剧场运动的一个可爱的老头，他和西川住一起，我记得我第一次带蒋涛一起看戏，将蒋涛介绍给了丹羽先生，也不知道蒋涛和丹羽先生说了些什么，回到丹羽家后，丹羽严肃地跟我说：蒋桑 is very dangerous !我听了后憋着没笑，后来告诉蒋涛了，蒋涛到今天也一头雾水。
哦，忘了说光屁股的事了，在日本理发是很贵的，即使是来了日本几年的蒋涛，他说他从来没进过理发馆，因为他在日本带视觉系摇滚乐队，所以他长发披肩。我感觉我需要剪头，蒋涛让我去他家剪，他家在下北泽，文艺青年聚集的地方，站前聚满了日本各色文艺青年，这个地方有多家小剧场和LIVE HOUSE，我来到了蒋涛的鸽子笼的房子里，日本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屋子是仅能躺几个人的地方，但什么都不缺，蒋涛摆了三台电视，接两个录像机，他每天要把黄金时间的日本综艺节目录下来，那个浴室是一体式的，为了给我剪头，蒋涛让我脱光了，坐在浴室的浴缸边上，他给我剪短，头发掉了一地，我一洗澡，就都干净了，头发渣在地漏网上集中，一下就收拾干净了。我忘了，蒋涛好像也是光着给我剪的，现在想想真变态！
详细点说，那是1999年的元旦，我在东京，住在一个有市民游泳池和有会咬人耳朵的狗的地方，那个车站叫中野。
我给你娃桑（一个推着日本小剧场运动的老日本同志）和你娃桑的多年女朋友西川桑包了一些饺子。这使蒋涛很气愤，因为他有更好吃的东西准备和我一起吃，其实这也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过元月一日就是过他们的新年，绝大多数商店关门3天，日本人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而叫你没地儿去不能去，商店饭馆都6、7点关门，不能去日本人家，本来就不愿意别人去的。蒋涛说98年元旦他好象是坐了船到日本的南方去逃避过年的。
我可以和蒋涛在涉谷的哈欠公狗雕像后的栏杆上坐上两个小时，主要是观察正在眼前流行的东西，主要是不说话，说话就是我批判他，我批判蒋涛老想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
女孩们穿着厚底和高跟儿的长短靴走来走去。CD在这个不景气的冬天卖得破纪录的多。
下北泽是蒋涛住的地儿，蒋涛打算用两年的时间把这里的商店走遍，让他的脸成为代表这里的脸之一。但这个打算半途而废。我在下午包完了饺子后就来下北泽，我们主要是在车站碰头 。
这里是日本文化年轻人的聚集地，在日本人中有名，不象新宿，涉谷，原宿一样让外国人更知道，有比较多的小剧场和供摇滚和人演出的小屋，许多人愿意到这里喝酒，因为这里离涉谷4分钟离新宿8、9分钟的电车路程，但价钱便宜一块儿。
我们都不喝酒，是吃了意大利面，里面有西红柿茄子和腊肉的那种，还是去松屋吃牛肉饭， 日本的快餐，工人阶级和学生吃的，我好象比蒋涛多要了莲花白色拉，我是一个正在瘦的人。
充满阳光的小屋充满阳光，蒋涛的三面是窗，一面是洗澡处的小屋充满阳光，我穿着一套睡衣躺在阳光里，当然，当然1998年最后一天的傍晚到晚上的阳光不在这附近。
敲钟的时候，我跑到哪儿去了?中戏至少在88年、89年时的元旦舞会还是吸引了蒋涛和不少外校人的，蒋涛每年坐火车赶到中戏参加新年舞会，原因很简单，因为敲钟时，不相识的人要互相拥抱，问新年好的，丫就是坐火车来抱中戏女孩的，在他上大学期间每年元旦来一次 ?中戏女孩漂亮吗?不漂亮。后来，在西安蒋涛普及摇滚之余普及了可以抱人的舞会，但他说他的学弟们只坚持了两届就荒废了。所以敲钟对我和蒋涛来说总是有意义的。那么1999年元旦的钟声，是不是我们俩对着他家的三个电视发呆时敲响的?每年这一天，电车连夜运行，人们连夜赶着去神社搞宗教活动，我也告别了蒋涛跟着去了他说我是个鞋教分子。
我希望当然很多人会看这本书
张楚（歌手）
蒋涛告诉我十年前我们想写的一个小说他要出了，我说什么小说，他告诉我十三年前我们约好写一个小说，我写了两页就没写了，他写完了，现在要我给他写个序什么的。我想起来有这样一件事在十三年前发生过。
经常去的地方的景象又在眼前出现了，他就给了一本样书给我看。在里面就又看到很多我们认识的，他认识的人从里面走出来。虽然很多人现在我已经走不到他们住的地方，当然见面时先要走的，起码那个时候先要走到公共汽车站，如果一起的话，就要在路上说很多话。
找不到他们的同时我也找不到我自己，因为我搬家了。我住在新的地方，有新的思想，但是和过去的没有关系，不然我听的唱片怎么叫老唱片。
前两天我在听马条的一张新唱片，叫做《高手》，是十年前出版过没有发行的唱片，我在听一个我认识的了十年前唱好的歌，歌声被一个力量阻止，现在从一个对喇叭里传出来，我听到一些十年前的故事，当然不是现在的故事的讲法，我好像听到了时间，不流畅的时间都变成了不流畅的事情，像唱片的凹纹一样。现在是产生光盘，或者是数字化的MP3，都很流畅，但是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也是我认识的人也没有想到过的，我要注意了，这些东西来者不善，最主要是不产生故事。我喜欢的，会让我喜欢起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新的故事和旧的故事怎么很难联系起来。因为中心思想不一样了嘛。这样不好，那怎么叫新生活，我希望有人能把这些故事放到一起，放到一起就好，不然没有中心思想了怎么办。
我很难再说什么。说话就是一种形式，可以很有型的形式，很多人在街上不怎么说话了，当然是在看手机，象一部默片，其实默片是能听到声音的，默片当然不是大片，也不是文艺片，有点像毛片。我希望当然很多人会看这本书，象我小时候喜欢一本书一样，后来找不着了。
蒋涛是我最好最亲密同学
刁亦男（编剧、导演）
蒋涛是我最好最亲密同学，初中到高中，包括我去中戏上学，他每年元旦前后来中戏，目的是在新年舞会上和表演系女生跳贴面舞。
蒋涛初中在七十一中上，我在二十六中上，我俩放学后总要擦肩而过，我看他，他看我，我就觉得不爽，想打他，后来却成为朋友。
我记得在西影厂区闭门准备高考时，这厮却来找我，让我把资料室的港台影视杂志拿给他看，他喜欢看里面的露点照和大腿明星。他还告诉我他的初吻，高三时在城墙下亲了一个戴眼镜的同班女生，他说那女生刚吃过饺子，那天是冬至。
唉，我就不多说了，这些事情在他的书里都有记载，显得不那么正经，是为野史，所以很好玩，记忆也复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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