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思想研究 追踪被殖民者的主体建构》聚焦于斯皮瓦克思想中的被殖民者主体性建构问题，从文学、翻译、哲学、历史档案书写和人权话语五个方面探讨了斯皮瓦克研究这一问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了她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知识分子独特的立场方法，阐述了她独树一帜的理论贡献。
斯皮瓦克的父母为她选择的学校是孟加拉本地的初级女子学校，这所学校全名“St. John’s Diocesan Girl’s Higher Secondary School ”，它并不是上流阶层女孩就学的修女会学校（Convent），而是普通的教会学校。但这所学校的教学方法让斯皮瓦克记忆犹新。斯皮瓦克提到，该校的办学理念具有两重观念，它介于印度民主独立理想与旧有的英国殖民教育体系之间。[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Now York: Routledge ,1990 , p.35.] 在这间学校里，她必须学会使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前者是斯皮瓦克的母语，后者是她日后进行研究的语言，往返于两种语言，这是她最初的翻译体验。她意识到，用哪种语言来获取哪部分知识，两种知识之间如何互相沟通，这在翻译理论中并没有简单答案。有关翻译中的政治思考，这几乎是整个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共同面临的问题；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与身份建构联系在一起。研究者处理语言的不对等不仅是思考文化差异，更多的是关注话语权力的交叉与博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思考来源于此，她写道：
我把我自己视为说双语的人，对这样的人来说，我确实要翻译自己的母语。……我有两张脸，我不是被放逐者，也不是移民者，我是在美国持绿卡的新殖民主义批评家。在这个位置上，我很难向谁妥协，因为我并非在美国自我边缘化，以博取那些真正边缘化的人们的同情。……我如今反观自身，明白自己是能在两个语境中行动的人，并警醒自己保持批判的声音，不让其中一个吞并另一个。[ G.C. Spvak , The Spivak Reader ,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eds.) ,New York : Routledge ,1996 , p.18.]
西方语言对东方语言的渗透和规训、东方语言对西方语言的抵制和内化、翻译的政治问题以双语的形式，这些现象交叉出现在斯皮瓦克学生时代的日常生活中。她体现到两种不同知识体系，还有话语权力的争夺与纠葛以及身份政治的复杂性。除此之外，我们从以上引文还可以看到，斯皮瓦克强调要与不同语言中隐含的政治权力保持距离。因为，不同语境得以成立的原则乃是存在于个体的身份认同中，而要认识这些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局限，就需要抽离该种语境的视角。这种视角不屈从于主流判断，也不盲目遵守边缘抵抗的立场；因为来自边缘化地带的抵抗逻辑，往往有可能复制主流的权力话语运作规则。斯皮瓦克的双语经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连续性翻译，我们应该将之理解为自觉的批判性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斯皮瓦克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它也激发了她后来从事翻译实践。
斯皮瓦克在其本科与研究生阶段进一步深化地学习和研究了语言。1955年，她考入加尔各答大学的统辖学院（Presidency College），就读英语文学专业。1959年，斯皮瓦克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获英国文学和孟加拉文学金奖。多年以后，斯皮瓦克回忆这段大学生活时仍充满感情。她说道，一提及统辖学院，她就陷入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怀想当中。[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学院虽然沿袭殖民时期的英式教育政策，但学校学术氛围活跃，各种激进思想登堂入室。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斯皮瓦克很早便触及到印度社会一些尖锐问题，如阶层隔离、底层人歧视等。她开始萌发对社会责任、政治改良、种族、宗教等问题的思考。在这所学校里，她得遇良师，在其日后的访谈中，斯皮瓦克数次提到文学教授塔克拉-巴布（Tarak-babu），他教会斯皮瓦克怎样阅读：一方面要忠于原文，一方面要敢于想象。这一教诲令她受益终生。[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
1961年，斯皮瓦克进入美国纽约的康奈尔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又转到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其间，她师从好几位著名学者，包括耶鲁“四人组”之一的保尔·德·曼教授（Paul de Man1919-1983）。她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学习德语和法语，这为她后来翻译德里达的法文原著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 Spivak在攻读博士期间学习德语和法语的事见1992年她与Leon De Kock的访谈， 见Ariel，“New Nation Writers Conference in South Africa”，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23, no.3(July 1992). ]1967年，她在德曼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博士研究，题为《巨轮：叶芝诗歌中抒情之声的几个发展阶段》（The Great Wheel：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Yeats’Lyric Speaker）；她也因此获得康奈尔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对斯皮瓦克来说，在康奈尔大学求学的六年，是她人生中“文化震撼”和“茫然”的时期，[ Chakravorty , Swapan , and Suzana Milevska , Tani E. Barlow (eds.), Conversations with Gayatri Chakaravorty Spivak ,London: Calcutta, 2006, p.4.]因为她在家乡与白人没有任何接触，而到了美国，她却需要面临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文化差异。她这样描述道：“我是在经历自己的阶级震撼、文化震撼，而且没有多少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