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77）》：
开篇青木昌彦的文章《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运用比较经济学方法，从供给面分析哪些因素决定或影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机遇。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比较分析，青木昌彦指出，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未来不再能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这是新常态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也是成功发展的结果。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就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及其同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创新组合，而这样的创新离不开职业经理人的领导作用，以及市场导向和遵守规则的公司治理制度的支持。他认为，走向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可以在这个方向探索出关键的路径；通过恰当的改革增强社会保障资金的安全性，可以使经济增长成果得到更公平的分享。就此而言，社会保障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将成为应对新常态时代的重要战略补充。
进入新常态后，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货币政策也被寄予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厚望。中国人民银行李波等人的《论“结构性”货币政策》一文结合国际经验，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角度出发，探讨了“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成因与效果。他们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诸多挑战，短期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根据各自特点，协调配合，为结构性改革赢得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长期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各种结构性工具的使用应该与国内金融发展和经济结构改革相结合。只有通过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面对经济的新常态，中国新领导集体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特稿”栏目的两篇文章从税收角度讨论与国家治理能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也许有启发意义。伦敦经济学院的蒂莫西。贝斯利教授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托尔斯滕。佩尔松教授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征税偏低。从他们的分析来看，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是与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一个国家如果政治上缺乏制衡和竞争，政府对产权保护不力，合同得不到有效执行，而且腐败盛行，就无法增强企业在正规经济下运作的吸引力和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意识，也就无法增加税收。而这些导致低税收的因素恰好也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伦敦经济学院的亨利克。克莱文教授则分析了丹麦、挪威和瑞典这三个北欧国家为什么能够征收高额税收来实现再分配，与此同时并没有严重地损害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他认为，使用发达的信息跟踪来促进税收遵从，使用宽税基来限制合法避税的范围，对工作互补品提供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斯堪的纳维亚的高税收之谜。
“美式资本主义的蜕变”一文是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美国金融学会新任会长路易吉。津加莱斯的新书《人民的资本主义：重拾美国繁荣的精神》的导言。坚持自由市场、鼓励竞争、限制大公司政治影响力的美式资本主义曾经给美国带来了普遍繁荣，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统的美式资本主义正在蜕变，政府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企业通过俘获政府直接榨取资源，通过俘获专家和游说集团来决定政治议题，控制思想论坛，由此损害了民众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信任和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这种蜕变的鲜明例证。美国如要避免陷入南欧式裙带资本主义或南美式长期衰落的境地，必须重拾美国繁荣的精神，通过透明的数据信息、有力的法律保护以及倡导良好的社会习俗来重塑竞争的力量，而非诉诸增强政府的影响力。
“前沿”栏目是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的文章《管理全球金融》。霍尔丹回顾说，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30年间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经历了惊人的变化，已从东拼西凑的杂烩演变为一个相互联系、紧密交织同时又乱成一团的真正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如同其他紧密联系的网络一样，兼具稳定性和脆弱性的双重特点，并受到强有力且日益增强的溢出效应和全球共同因子的驱动。因此必须以系统化的视角来理解和管理全球金融体系。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包括改进对私人资本流动的监控和管理、加强公共部门融资机制的建设等。
许成钢等人从历史角度考察欧洲和亚洲一些最成功的金融市场，探寻其中的政治经济渊源。他们从伦敦、阿姆斯特丹和中国香港的历史经验中发现，在金融发展起步阶段，政府通过垄断和保护性措施推动了金融的发展。但是，这种垄断和保护性措施的推动作用必须以强有力的产权保护为前提，而且当金融发展到一定临界点时，降低进入壁垒，增加竞争，开放准入，才会有利于金融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向前推进，目前出现了一些问题与挑战，《比较》借日本城市化专家越泽明教授来京之际，就城市化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做了专访。越泽教授认为，在京津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应急住宅问题，交通网问题，大气与水污染问题，工业、商业与居住区的梳理等问题都是发达国家在大城市急剧发展中出现的共通问题，然而就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各国的对策不尽相同。越泽教授认为，由于中国城镇化处于迅速发展阶段，如果能够吸收海外经验，仍有较大改善余地。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建立了定期开展全国经济普查的制度，普查范围为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经济活动。同时，利用经济普查获得的更加全面准确的基础资料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进行系统的修订也已经形成惯例。许宪春的文章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了第三次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修订的具体情况，不仅包括资料来源和相应计算方法的修订，而且包括基本分类的修订。对于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实施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小鲁等人的文章是对山西省永济市蒲韩农协的调研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农协在联合分散的农户、促进农业技术推广、推动农业产业的规模化、改善农村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指出，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在维护家庭为农业主要经营方式的基础上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应该是占主流地位的农业组织方式，是综合性地解决三农问题各主要方面的可行方向。因此对发展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意义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不应简单以综合性农合组织可能与原有政权系统发生冲突而限制综合性农合组织的发展，更不能以此为借口扼杀农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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