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文献与古代史》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办的“简帛文献与古代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出土文献青年学者论坛的论文集。

　　《简帛文献与古代史》：
　　七十年代初期，裘锡圭先生就已指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观点较之传统的看法取得了新的突破。但由于当时材料的限制，作者仍把秦始皇时代及其以前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看作“草率的小篆”，“接近隶书的写法”，而没有直接把它看做隶书。本文与裘先生的看法有所不同，一是把战国时期秦国文字的某些简率写法直接看做古隶，二是把隶书的产生时间明确卡在战国中期。
　　既然承认隶变是一个延续时间也比较长的渐变过程，那么就没有道理把战国中期的那些包含较多简俗体因素的秦篆看成隶书，所以把隶书形成时间定在战国中期的根据是不足的。陈昭容认为青川木牍的字形“在改变秦篆笔法方面，已大体具备，破圆为方、改曲为直、省并笔画等，都已经出现”，认为木牍的“九”、“有”等字和“辵”、“水”、“阜”、“木”、“戈”、“羊”、“刀”、“首”、“禾”、“广”等偏旁“与成熟汉隶的写法几无二致”，“充分说明所谓‘初有隶书’的年代绝对可以提前到战国晚期的早段，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无可怀疑的。如果考虑到这样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可能完成的，那么青川木牍所展现出来的隶体也应前有所承，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实际的材料罢了”。方勇同意陈昭容的意见。我们认为，忽略青川木牍上尚有不少明显带有篆意的字，而把牍文直接与以睡虎地秦简等为代表的古隶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总体上讲，木牍文字仍更近于惠文王时期使用的文字，应当看成秦篆俗体向古隶过渡的类型。裘锡圭指出有些权量铭文“毋”、“明”、“皆”、“者”等字的写法与秦简隶书完全相同，“从总体上考虑，这种草率铭文恐怕还不能就看成隶书”，“但是，这种包含着很多隶书成分的诏书铭文，确实预示着小篆即将为隶书取代的命运”。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的隶书，因为还包含着许多接近正规篆文的写法，裘锡圭认为仍尚未完全成熟；青川木牍文字的隶书成分，虽然比那些权量诏文更多（权量诏文的“水”旁皆不作三点水形），但它和秦驷玉版铭文一样，比睡虎地秦简接近篆文写法的地方要更多，所以只能看成是一种过渡性字体，不能作为当时隶书已经形成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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