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克里玛（1931～），当代捷克著名作家。1931年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10岁时随父母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三年。他童年时期的同伴都死于纳粹毒气室。1956年克里玛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语言文学院，曾先后在多家杂志或出版社任编辑，同时创作剧本和小说。1968年苏军侵占捷克后，他应邀去美国讲学，一年后谢绝朋友们的劝告毅然决定回国，随即失去工作。为了生计他干过多种苦力活，但继续坚持写作。在长达20年内他的作品在捷克遭到完全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在国内外读者中流传，广受欢迎。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而诸多捷克评论家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均在昆德拉之上。

　　《我的金饭碗》是一部短篇小说集，由“想当画家的故事”、“走私的故事”、“考古的故事”、“司机的故事”、“递送员的故事”、“土地测量员的故事”等六个短篇组成。实际上是克里玛的一段自传体生活写照。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捷克作家因反对当时政府的作为而遭停刊、禁止出书等不公正待遇，被迫去干各种体力活儿……伊凡·克里马自然也未能摆脱这一厄运。《我的金饭碗》就是他对当时特殊经历的真实记录。

　　《我的金饭碗》：
　　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一方执着地表明他们的论断的正当合法性，另一方则展示了他们的数倍于对方的权力优势。当时，我的一位被迫害的朋友想到，在化装舞会季节寻找哪怕片刻的娱乐与喘息兴许是有益的。尽管他们没法举办自己的化装舞会，但他们相信谁也不会阻拦他们参加像铁路职工那样如此无害的劳动者们的化装舞会。可我却提醒他们：去参加铁路职工们的一个晚会活动的计划是瞒不住人的。我的朋友们企图通过化装舞会来寻得欣慰的期盼，这在我看来也是天真幼稚的。而我妻子和女儿一得到朋友们给的入场券便开始商量该穿什么衣服。
　　在化装舞会的那一天，天色阴暗，凉风在城市上空展开了由烟雾、煤灰、尘土编织的帆布，街上铺满了黏滑的薄膜。出于对下一步发展的不祥预测，我开车特别小心，将车停在离舞会所在场所较远的安全处。我妻子为这次舞会特地穿上了大学毕业时的礼服，让她看去像一位可爱的姑娘；女儿则做了一件朱红色塔夫绸礼服，这是她的第一件出席社交场合的礼服。我感到她已在心里设想着如何脱下外衣走进舞厅的那一瞬间。
　　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我妻子全神贯注地盯着路面，我更多的是观察四周，并叮嘱说在我们正要经过的和平广场是不许停留的，那里总是停着一辆带着两个被公众嘲笑的大字母①的车子。这时，另一辆黄车呜叫着离开了广场，直奔化装舞会的地点而去。
　　显然，此刻连我也已经发觉令人畏惧的绿色情人节②来临了。
　　鲁德米拉小教堂前面的小公园在这个季节通常都空荡无人，如今却聚集了一群汉子，他们的面容显露他们不属于普通访问者之列。这里的气氛让人窒息，你只要用心一听，就能昕出一种轻轻的吱呀声，像是磨刀的声音。
　　很快我们便遇上了第一批朋友，他们告诉我们说，根本进不到厅里去。在大门口，守门者只要认出我们不是铁路职工，便把入场券奉还，同时也打发我们回家。
　　由此我得出结论，我们再往前走已毫无意义，可我妻子和女儿却坚决抗议。她们好不容易把我拽出来一次参加娱乐活动，认为至少应该去看看是否真的进不去。
　　妻子从一方挽着我的手，女儿从另一方吊着我的胳膊，大概是想说服我到铁路职工们那儿去。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曾想过要当一名铁路职工。没想到在公园里我的朋友巴威尔突然出现了，我妻子对他的言行一向支持。
　　我的朋友持有如下观念：他认为必须告诫他人如何生活，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他才反复陷入政治圈套。如今他也比别人陷得更深，这也许是他在舞蹈者们遭驱赶时唯一一个脑袋挨了棍棒的原因。
　　如今他本人的驾照已遭没收，他正找人开车送他到医院去。
　　在我童年的时候，我曾想当一名司机，这一点儿也不特别。那时几乎没有汽车，司机这种职业还很不普遍，也没进入孩子们的愿望之列。我已经搞不清当时是什么吸引我想要当一名司机的。也许是一种要掌控一个什么大东西的渴望，或者更可能是渴望去到遥远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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