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的需要：君子之学

　　阳明回到北京之后，面对新的朝局变化，那就是权倾一时的宦官刘瑾被处死（正德五年八月）。表面上来看，刘瑾势力的倒台，似乎意味着小人失势而君子道长时期的到来，所有是非倒置的状况即将被倒转，被毁坏的道德秩序又可以重新恢复。但实则不然，因为刘瑾被杀，不仅没有重建是非的标准，也没有君子道长的情况发生；相反，却是是非标准更加混乱的现实环境。在上一章，已经提到阳明“一心运时务”的思想理论，是从政治上以及学术上两方面思考所得出的。而政治上的思考中心即是如何成为“君子”，所以当其回到北京时，自然高举“君子之学”，目的是拨乱反正，而这也是他在北京时期的主要作为。所以，要了解阳明在北京时的作为与思想，必须从刘瑾倒台后的朝局变化来理解。

　　（一）后刘瑾时代：主政者对“君子”的打压

　　当阳明蛰伏于龙场之时，明朝政府在宦官刘瑾等人掌握朝政大权的情况下，不但不能解决成弘时期以来国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反而逐渐毁坏其既有的基础。因此，在政治上各种颠倒成宪的做法，屡见不鲜；而在社会上，由于宦官们强征豪敛的缘故，使得人民无法安居乐业，各地盗匪蜂起，治安亮起红灯，社会秩序走向崩解。身居国家中流砥柱地位的士大夫们，有些因追求权力，甘为宦官们的马前卒；又有些选择静默不语或是隐遁山林，更助长国家局势的恶化，而这就是阳明回到北京之时所面临的政治情势。“后刘瑾的时代”中，包括阳明在内士大夫官员们所要面对的就是刘瑾当政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种种政治社会道德问题。因此，如何因应这些问题，并进而解决，成为当时各方关注的焦点。

　　刘瑾当政之时，各种倒行逆施的作为，罄竹难书，于此不能一一说明。但是，有一点却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当刘瑾被杀后，如何评价刘瑾当政时士大夫们的态度与行为，而这将成为往后解决国家种种问题的核心。因为这牵涉是非善恶道德价值的标准，假如这个标准无从建立或恢复，甚至没有的话，将导致国家的运作失去合法性，国家也因此丧失存在的依据。回顾刘瑾当政的时期，刘瑾为了能稳固地掌握权力，故开始变乱明代建国以来为了政治运作所设计的种种成法。但这些作为并非宦官们可以独力完成的，故需要外廷士大夫官员的合作，为其作为张目与实施。刘瑾因而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法，吸引一些官员与之合作，而这些人在其失势后，其过去种种的作为都将受到攻击及惩戒。因此，就当时的政治情况而言，不论是刘瑾当政之时或是失势之后，“政治清洗”的工作总是紧接着进行的，只不过不同之处在于清洗对象的互换。刘瑾被诛后，“政治清洗”的工作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刘瑾一党做出不同程度的惩戒；另一方面，针对过去曾遭到刘瑾迫害的人，予以复职及补偿，“以旌直风”①，彰显“君子”的价值。不过，这样的“政治清洗”是很表面的，举例来说，如何确定某人为“瑾党”呢？如果身居要职，却未能于刘瑾当政时提出谏言，是否也算是党刘呢？如果不是为刘瑾所迫害而是为其他宦官所迫害的人，是否也应该予以复职或补偿呢？如果应该的话，那么迫害之人是否应该受到惩罚呢？这一连串有关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都牵动当时政治情势的发展，而任何赏罚命令的发布，也都在诉求或动摇传统的价值观念。殊不论结果为何，可以想见的是，刘瑾被杀后，政治伦理势必有一番重新清理的过程，但可以确知的是已不可能回到刘瑾当政之前的情形了。

　　虽说在刘瑾被杀后，朝局弥漫着“君子道长”的气氛，但是除了刘瑾一党被杀及贬谪之外，政治情势的实质情况并未有任何重大的改变。例如当初的“八虎”，多数仍安居其位，而内阁中曾与刘瑾合作的大学士李东阳也并未受到影响，虽然他屡次提出退休之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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