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峰，1983年出生，长春人，双子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80后作家群里受到主流文坛赞誉最多的作者之一。2002年获得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06年凭借《淡蓝时光》获得《青年文学》年度新人作家奖；2011年凭借《为他准备的谋杀》获得“南方传媒年度十大图书”奖；2012至今，凭借《白色流淌一片》，先后摘得七项大奖，包括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2014年《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2013年北京文学奖、中国小说协会2013年度十佳作品奖。代表作有《维以不永伤》《淡蓝时光》《恋爱宝典》《为他准备的谋杀》《白色流淌一片》，部分作品被译介至俄罗斯、法国等。

　　作者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雷力母亲的一生。雷力的母亲出生于富贵之家，年轻时不顾家里的反对与身为警察的雷奇私奔并结婚生子，从此过上了清贫的生活。雷力的外公无法原谅女儿，将全部的遗产留给了另一个女儿。清贫的生活与苦难的日子磨灭了她和丈夫之间的爱情，她开始不断地抱怨生活、怨恨自己的丈夫，并出了轨。在丈夫因受贿的丑闻而畏罪自杀后，她拒绝了情夫的求婚。不久后，经常打架斗殴的女儿因被人恐吓而跳楼自杀，她用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打官司，想为女儿讨回公道，但却以失败告终。从此，不屑工作的她担起了养家的重任。她收养了举目无亲的侄女并供她读书，在侄女卷走家里全部钱财与他人私奔又再次回来后，依然收留了她。而与母亲关系僵持、已有十年不来往的雷力，在为母亲奔丧期间，也慢慢地了解了母亲的一生。

　　1
　　直到周三晚上我才接到我表姐的电话。
　　周一夜里，琪琪说她最后再问我一次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还是漫不经心地回答待我买得起那颗华贵的钻戒就向她求婚。她一字一顿地说她已经等了四年了。然后她就笑着说没关系，一整夜她都在笑。这是个征兆。第二天她走了。
　　下了班后我坐在海珠广场的长椅上看着蹦跳抢食的鸽子。她的手机关机了。我看着升起的月亮坐到深夜。我在计划从今往后，我一个人单身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周三回来后我就开始睡觉，到夜里一阵雨声把我弄醒了。我跳下床冲杯奶坐在客厅看电视。关上窗时电话响起来了，我想她早晚要回来的。
　　是我表姐的电话，她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一切凑合着过呗。她接着说长春下雪了，那么大的雪把树枝都压弯了，走着走着就听见咔嚓一声树枝折了。我说算算我三年没回家了，今年要是有时间的话，高低得回去看看雪。我表姐告诉我说：“那你就回来吧，明天就回来吧。”
　　“嗯？”我有点没听清。
　　“她走了，回来吧。”她突然泣不成声的样子，“老太太死了。”
　　2
　　从广州到长春的飞行时间是四个小时，起飞之前要关掉手机。我看到飞机在云彩之间穿来穿去。我不停地向空姐要求添咖啡。不知为什么，琪琪一走我总是抱着这样的念头，我要快点儿找一个比她还漂亮、还体面的女友同居。我想象着到时候她回来时看到家里面又有了一个女孩会有多后悔。
　　我与给我一再添咖啡的空姐搭话，我说：“作为空中小姐来讲，你美得出格了。”
　　她用职业笑容告诉我这趟航班并不是广州的，“它在长春。”
　　“正好我也是长春人。”
　　她说她男友在广州，她打算以后去那里生活。“我怕冷。”
　　“但四季总得要有它的特点才对呀。”
　　“这我知道。”她笑着又倒杯咖啡给我，“但广州更适合生活，尤其是我这样年轻人的生活。”
　　她在说我老了？
　　飞机降落之前我试着盘算到今年我母亲有多大岁数，记不大清了，应该在七十三岁到七十五岁之间。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善终的年纪。我的意思是办个葬礼在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必太悲伤。我父亲死得早，不到五十岁就撞到了T60 次的火车上，我姐姐十八岁就跳楼了。那两次丧事我们都哭得死去活来。这回她也死了，还在这么大的年纪。我是说，如果不联想到我父亲和姐姐的话，我们就别哭了。
　　空姐告诉我飞机要降落了。从窗口我俯瞰，吉林和内蒙古果真被白雪所覆盖。我稍稍有点反胃，这使我想起那个关于飞机呕吐袋的笑话。空姐提着壶笑着问我是不是还需要咖啡。
　　我摆摆手。我说：“过几天我还会回来，那时我要是还能遇见你，那你就得留个电话给我。”
　　“那就要看你的运气怎么样喽。”她这次笑得挺真实的。
　　确实，我想，我们还要活着的人就别再哭了。
　　我让我表姐到机场前拿几件衣服给我。我查过了，两地气温相差近三十度。一下飞机我就打开手机，琪琪依然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四处张望找我表姐。人群中有个女人叫着我的名字向我走来。我感觉她老了，至少她的装扮越来越老了。我套了几件衣服，挽着她的手臂走出机场。
　　我说咱别打车了，我还想坐一次长春的电车呢。她看着我觉得很尴尬。
　　我说：“我这备零钱了。”
　　电车还像几年前那么慢。坐在对面的几个人吐着哈气。从车窗可以看到学校的老师带学生在路口扫雪。我说：“长春变化不大。”
　　“是吗？”她听后下意识地说。她以为我会问问妈妈怎么死的什么的。
　　路上行人的头发白花花的，一个个匆匆赶路。我侧身看着我表姐笑了，她眼镜上起了一层白霜，头发也白了。我再仔细看看，那些都是白头发。
　　我问她：“都有谁会来参加明天的丧事。”
　　她摇摇头：“只有教会那些兄弟姐妹了。你知道咱家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的，”她说，“你知道。”
　　“嗯。”我点点头，“家，还在那里？”
　　“还是在那儿。”她说。
　　电车到站了，我们下了车。“你妈没有用你寄的那笔钱买房，她说这离教堂近，去着方便。其实她等着这些平房拆迁再分房呢。”
　　“我知道，二十多年前她就这么想了。”
　　我离家上学那一年，我母亲信奉了基督。我表姐在那时候的书信里提及了这件事。她说她讨厌一个老太婆整天抱着一本《圣经》兴冲冲地大声读经文的情形。她不相信我母亲会成为忠实的信徒。“有信仰的人从来不会干涉别人的幸福。”她在信里写道，“假如我这辈子都不再嫁人，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三十岁一过我表姐几乎每个月都要说这句话，只是她从不向别人解释为什么。
　　我二十一岁过年那次回家却惊奇地发现我表姐和母亲一样都佩戴了十字架项链。原因是我表姐不愿意在我母亲每周两次去教堂的时候留在家里做饭。按照她的说法是她可不想变成“老太太使唤丫鬟”。这样每天我母亲出门时她可以一起去教堂做祷告。
　　塔尖建筑的教堂离家不远，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就可以听到唱诗班的歌声在屋子周围萦绕。我表姐说：“明天早上出殡，没请什么人参加，到时候教会去一些人为她祷告。”
　　“就这么简单，”她说，“因为老太太信教，所以我们连孝都不用戴。”
　　“我们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了？”
　　“没有了，这几十年就我们两个人住在这里。”
　　“找过高叔没有？”
　　“谁？”她想了想，“老太太好像总提起他似的，不过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别找了，恐怕他也早死了。”
　　我在想前两次丧事的场面。我父亲去世时来的人很多，整个警局和社区的居民都来了。市长还在他碑上题了词。我父亲生前是做警察的。
　　我长大之后就想，干什么工作如果能干到这个份儿上，那一辈子也算不白活了。我姐姐在护士学校还差一年就毕业的时候也自杀了。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为她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晚报的记者如实拍下了全过程。他们拍照片做什么用呢？他们写了篇《校园暴力？校园悲剧！》。
　　我母亲两次都在场，我母亲两次都没有流过一滴泪。三十多年来，我就见过她哭过一次。
　　“你见过妈妈哭吗？”我问刚进来的表姐。
　　“见过。”她点上一根根蜡烛，“我们吵架她总哭。”
　　“不算，那是假哭。”我起身帮她把蜡烛摆放在遗像旁，“我是问，那种悲伤的哭。”
　　“没有了。”她关上屋子里的灯，坐到我旁边，“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你别生气，虽然她是你妈，可我也得说。我发过毒誓，老太太死后我绝对不给她一滴眼泪。”她发现右边蜡烛有些倾斜，把它正了正。“我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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