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索罗金（1955-），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剧作家，生于莫斯科郊外的贝科沃镇，1977年毕业于莫斯科库普金石油天然气学院机械工程专业。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曾获“安德烈·别雷奖”（2001）、“自由奖”（2005）和“马克西姆·高尔基奖”（2010）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排队》（1985）《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1992）《罗曼》（1994）《四个人的心》（1994）《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情》（1995）《蓝色脂肪》（1999）《盛宴》（2000）三部曲《冰》《布洛之路》和《23000》（2002-2006），短篇小说集《一个禁卫兵的一天》（2006）和《甜糖城堡》（2008）等。小说《暴风雪》（2010）获2011年度俄罗斯“大书奖”。

　　俄国沙皇伊凡四世为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于一五六五年实行特辖制，将全国领土划为直接管辖的特辖区和由贵族杜马治理的普通区，并下令建立特辖军，为其直接掌控。特辖军着黑服，骑黑马，马鞍旁悬一狗头和一把扫帚，表示像狗一样忠于沙皇，扫荡一切沙皇的叛逆。
　　在未来的世界里，特辖军又卷土重来，上演一幕幕荒诞血腥的悲喜剧。

　　《特辖军的一天》：
　　
　　是那个梦：我走在无边无际、向地平线外铺展的俄罗斯田野上，看到前方有一匹白马，我向它走去，感到这是一匹特别的马，是马中之王，外表漂亮，脚步矫健，还能预测未来；我赶紧追上前去，却无法赶上，我加快脚步，大声喊叫，不停呼唤，突然我明白了：在这匹马身上，维系着我的整个生命、我一生的命运、我的成败，对我来说，它像空气那样必不可少，于是我追着它不停地跑呀、跑呀，可是它依然不慌不忙地与我拉开距离，它似乎什么也没有觉察，什么人也没有发现，渐渐远去，远去……永远离我而去，再也不会回来。
　　我的手机在叫醒我：第一鞭——嚎叫。
　　第二鞭——呻吟。
　　第三鞭——哀鸣。
　　这是羔毛在保密部拷打远东军政长官时录下的声音。
　　这音乐可以把死人吓醒。
　　“我是科米亚加。”我把冷冰冰的手机放到热乎乎的耳边。
　　“您好，安德烈·达尼洛维奇。科罗斯蒂列夫打搅您了。”电话里响起外交部老文书的声音，手机旁边的空中立即出现了他那张疲惫而忧愁的嘴脸。
　　“什么事？”“斗胆提醒您：今天晚上接见阿尔巴尼亚大使。
　　需要十二人小组担任警卫。”“我知道。”我不满地嘟哝了一句，尽管说实话我已经忘了这事儿。
　　“请原谅我打搅您了。履行公事。”我把手机放回床头柜上。干吗由外交部文书来提醒我安排警卫的事？噢，对了……现在是外交部的人负责洗手仪式。我忘了……我也不睁开眼睛，把双脚从床上移到地上，晃了晃脑袋：经历了昨天那些事之后，脑袋昏沉沉的。伸手摸到了小铃，摇了摇。只听得隔壁的费奇卡迅速从床上跳下来，手忙脚乱地把餐具弄得哐啷直响。我低垂着迷迷糊糊的脑袋坐在那儿：昨天还是又喝又抽，尽管我发誓今后只跟自己人干这档子事儿，在圣母安息大教堂里鞠了九十九个躬表示忏悔，还向圣佛尼法提祈祷了。他妈的都没用！有什么办法呢，我总不能拒绝侍臣基里尔·伊凡诺维奇的一番好意吧。他是个聪明人，擅长帮人出好主意。
　　我和羔毛波亚罗克、老粗西沃拉伊不一样，我看重人的智力因素。
　　基里尔·伊凡诺维奇滔滔不绝地发表聪明绝顶的长篇大论的时候，我都会洗耳恭听，可他没有可卡因就不爱说话……费奇卡走进来：“您好，安德烈·达尼洛维奇。”我睁开眼睛。
　　费奇卡端着托盘站在那儿。他那张鬼脸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无精打采的，看着就不顺眼。托盘里放着传统的醒酒饮料：一杯克瓦斯，一杯伏特加，半杯腌过蔬菜的盐水。
　　我喝盐水。鼻子里有刺痛感，一直扩散到两颊。深深地吐了口气，把伏特加灌进嘴里。眼泪都流出来了，费奇卡那张鬼脸看上去有些模糊不清了。不由得想起了几乎所有的问题：我是谁？我这是在哪儿？为什么在这儿？我放慢速度，小心吸气。喝克瓦斯抵消伏特加的酒力。一动不动地过了一分钟。打了一个嗝，很响，混合了内心的呻吟。擦去眼泪。现在可以回想起一切了。
　　费奇卡端走托盘，然后单膝跪地，伸出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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