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纪事（1949-2014）》：
南下来的女同志，有的是夫妇俩一起来的，尤其是一些老革命同志；一些未婚的女同志也多是名花有主了。医疗队的几位女同志都没有谈朋友，其中我们大队就有2个。
1949年11月中旬，吉安专署办公室和民政科编成一个党小组。当时，李鹏是专署民政科副科长。在第一次参加的党小组会上，他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我，问“你叫啥名字？”我在纸条上写上新改的名字“李琳”回递给他。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是辽宁队南下的，因为辽宁队军装和我们队不一样，是浅绿色，我们的军装是深绿色的。我们同在一个院里，每日见面。李鹏见到我时总是热情地和我说话，逐渐有意接近我。后来凡是有我出现的场合他总会出现，我也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颜专员知道此事后就主动向我介绍李鹏的情况，说他年轻但干部资格老，1940年就参加了革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进攻苏北解放区，他北撤山东，又转到辽宁省，1949年又随军南下江西。开始分在安福县政府工作，任秘书科长。后来前去安福县检查工作的颜专员发现他有文化，人很稳重，又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就立即跟县委书记提出把他调到专署，调来后任命为专署民政科副科长（副县级）。
有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李鹏就找我去散步，我们俩来到了江边。他直接问我：“颜专员和你说了我们俩的事吗？”我说：“说了，但我还没考虑。”他说：“你考虑考虑吧。”过了几天，颜专员把我叫去，可能是李鹏把我说的话告诉他了。他说：“你和李鹏说你还没考虑呀！”我说：“是呀，我对他又不了解，怎么考虑。”他说：“你还是要了解了解的。”后来李鹏主动跟我谈起了他的家庭情况。
我们俩交往了一段时间，李鹏给我的印象是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但人很忠厚，心地善良，稳重谨慎，爱看书学习。而我性格外向活泼，善交际和爱动。更有趣的是他从不爱吃零食。有一天晚上我饿了，到外边小铺子吃一碗吉安叫“金钱吊”（面条加几只馄饨）的面食，他说啥也不进去，我在店内吃，他在门口等，而且这一习惯维持了一生。
我将初步了解的情况向父母如实介绍了，可父母坚决反对。理由如下：一是他年龄偏大；二是结过一次婚，而我一个姑娘嫁过去是“填房”（北方俗称），父母很忌讳；三是认为南方人滑头，怕我年轻上当受骗。
当我还在犹豫时，领导知道了又给我做思想工作。说他年纪比你大，政治觉悟高，经得起考验，可以照顾你；虽然结过婚，但是因为他不爱前妻才离的婚，以后会更爱护你；南方人比北方人感情更加细腻，不像北方男子“大丈夫”思想。把我父母的几项反对意见都给驳回了。我要李鹏给我父亲写封信，说说自己的情况，表现他的诚意。他真的用毛笔字竖着写了一封小楷字的信寄到我家，文笔文绉绉的，什么“之乎者也”、“顿首”、“膝下敬禀者”等都用上了。结果我父亲很高兴，说这个人文化水平高，觉得他还不错。
交往了半年时间，1950年6月9日，我和李鹏终于写了申请订婚报告，由吉安地委组织部批准正式订婚，1950年7月1日结婚。在结婚后的第二天，李鹏就下乡去搞调查，一去一个多月。我们没有蜜月，没有婚假，一切以党的工作为主。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正如杜甫的诗所说：“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即别，此乃太匆忙。”
29．“江淮”名字的由来
土改结束后我已经是“大腹便便”了。当我走进家门时，李鹏半年没见我，便急不可待地走到我的面前打量着我，幽默地说：“走时是一个人，回来是两个人。”他喜形于色，忍不住嘻嘻笑起来。
李鹏担心我在乡下几个月缺乏营养影响胎儿发育，就在我回家后三天两头一只鸡，又是猪肝汤，又是肉饼汤给我猛加营养。胎检时医生说再吃下去，将来生产困难，我才停下了。李鹏说孩子没出生之前要进行胎教，他早早买了一幅画，是抗美援朝时最流行的一幅宣传画，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手捧和平鸽，图上有“我们热爱和平”六个大字，希望祖国和平安泰。他让我每天看看想想，说这就叫胎教。
1952年7月30日，我感到腹部不适有阵痛感。李鹏和一位女同志扶我走到市人民医院，住院待产。李鹏一直守候在侧，直到第二天上午孩子出世。医生说是个大胖小子，体重七斤半。孩子浓浓的黑发，胖乎乎的脸蛋，哭声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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