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巧玲，女，1977年生，湖南衡阳人。管理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政府治理模式创新》（2009）；译著《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2011）、《解读亚当·斯密》（2009）、《二十一世纪的公共行政：改革与挑战》（2006）、《新有效公共管理者：在变革的政府中追求成功》（2001）；教材《公共行政学》（2003）、《实用公共事业管理》（2008）；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

　　在传统的理论中，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囚徒困境”，或者是“集体行动的逻辑”“自主治理理论”，虽然对于流域水资源治理问题的理解都有很大帮助，但都因其对现实的过于抽象，所以在描述并解释现实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而与此同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产权这一概念则凭借其有着多重含义的背景在水资源治理问题研究领域里大行其道。《水权结构与可持续发展：以黄河为例透视中国的水资源治理模式》在对各种不同研究背景下的产权概念进行区分的同时，《水权结构与可持续发展：以黄河为例透视中国的水资源治理模式》也力图证明，传统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并没有消失，产权理论的发展并不是对传统理论及模型的抛弃。同时，现实中的产权结构，远比“公私二分法”或“四分法”要复杂得多。

　　另外一点则是计划经济体制对黄河流域水权结构所造成的影响。1949年建国以后，我国建立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据这一体制本身的特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剩余控制权毫无疑问地掌握在中央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手中。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初始分配是由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决定的，根据所收集到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的初始分配依据主要是按照各省当时的人口及耕地面积的分布情况来定的。但这种具体指出水资源量数值分配方式，显然没有考虑到黄河流域水资源自身的特点以及各省后来的发展问题，因此，在环境适应性这个指标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在这一历史阶段，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提取权在地区层面的分配主要是由自然势力分配原则所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地区层面由自然势力分配原则主宰资源提取权限分配，在此情境中，可以参与黄河流域水资源提取权限决策的主体，从理论上来说是不确定的，不过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自然分配机制，相比行政分配机制，有时反而更具有确定性，就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情况来讲，它的提取主体为沿黄各地区。这也是为什么省级政府之间，在水资源危机现象有所显现的情况下，会选择通过私下达成协议的方式来摆脱危机的原因。依据我们先前对“公地悲剧”模型的分析，我们知道由自然势力分配机制来决定资源提取权限的分配，如果后来不发生改变，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性是没有保障的，其可持续与否，取决于资源本身与利用资源的人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该资源对于人的价值这样两个因素：前者决定人破坏流域水资源可持续性的力量，后者则决定人破坏流域水资源可持续性的动力。这也就是说，倘若黄河流域水资源的总量相对沿黄地区的居民而言，具有相当大的自然优势，或者黄河流域的水对沿黄地区居民的生活与生产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性是可以得以保持的。同时由于以自然势力作为分配机制，不需要人们对机制运行的本身投入成本（四类间接成本），因此，在这样两种情况下，由自然势力分配机制来决定黄河流域水资源提取权限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当然，这种分配机制也有其缺陷的存在，它在客观上会造成黄河上游地区比下游地区、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拥有更好获取流域水资源提取权限的条件，即可能会造成权限配置不公平的现象。不过，这后一种情况，在当时也没有构成太大的问题，因为刚建国的时候各地区的发展情况相差不远，同时，上游地区的人口远少于中下游地区，没有利用地理优势的动力。、
　　在终端用户团体层面的水资源提取权限初始分配机制与再分配机制均为行政分配机制，并且这种分配机制主要是以政府就涉水工程建设情况做出决定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这一层面的权限初始分配中，自然势力分配机制与市场分配机制都是不适用的，因为这对于终端用户而言，显然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结果。而采用行政分配机制，相对于采用协商分配机制而言，其主要问题在于决策成本（收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知识与时空知识的成本）、策略成本（决策主体利用信息、资源、权力等的不对称分布，为私人利益而侵犯他人利益所带来的损失）及监督成本（对决策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所需要的成本）可能比较高；但协商成本（在决策过程中用来协商讨论的成本）非常低。而协商成本的高低，则取决于这一层次终端用户团体的数量，以及它们作为利益整体进行协商的可能性。由于终端用户是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群体，而终端用户团体只有在自组织传统非常强的基础上，才有作为利益整体的可能。这显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是相违背的，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公平，在终端用户团体层面，似乎只有行政分配机制可以选择，尽管它也有自己的问题存在。当然，这一选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自组织传统和能力的培养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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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资源危机与可持续发展
1.1 中国的水资源危机现状
1.2 治水危机是引发中国水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
1.2.1 技术与资金：重要但非充分条件
1.2.2 个人的行为选择：影响发展结果的关键
1.2.3 治水危机：解释个人行为选择的制度方法
1.3 中国近年来响应水资源危机的治道变革
1.4 对已有研究成果综述及评价
1.4.1 西方学者的研究
1.4.2 国内学者的研究
1.5 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1.5.1 流域水环境与水资源之可持续利用
1.5.2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演化
1.5.3 可持续发展理念对治水提出的要求
1.6 本书的研究定位、思路及方法
1.6.1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1.6.2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1.6.3 本书的研究方法

2 反思传统的水资源治理之道
2.1 两个富有影响的模型
2.1.1 “公地悲剧”模型
2.1.2 “囚徒困境”模型
2.1.3 利用“囚徒困境”分析“公地悲剧”的尝试
2.1.4 传统模型对水资源危机的解释
2.2 传统模型对黄河流域治水实践的影响
2.2.1 以政府为唯一选择与治水学派
2.2.2 以私有化为唯一选择
2.2.3 小结
2.3 模型中所包含的主要前提假设分析
2.3.1 “囚徒困境”模型的前提假设
2.3.2 “公地悲剧”模型的前提假设
2.3.3 个体的理性自利问题
2.4 对模型隐喻用法的两种理论挑战
2.4.1 集体行动的逻辑
2.4.2 自主治理理论
2.5 相关治水政策建议适用性小结

3 水权研究的基础：产权理论
3.1 水资源与水权
3.1.1 财产与产权
3.1.2 从水资源到水权
3.2 水权研究之横向基础：制度角度的产权研究
3.2.1 从宪政角度所主张的产权
3.2.2 从纯经济学角度所讨论的产权
3.2.3 从法律的角度来界定的产权
3.2.4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来研究的产权
3.2.5 比较及小结：制度分析视角的水权
3.3 几个相关概念的提出与讨论
3.3.1 产权与产权结构
3.3.2 产权的性质问题
3.3.3 产权制度与产权
3.4 水权研究的纵向基础：制度视角下产权理论的发展
3.4.1 原始产权理论的主要贡献
3.4.2 原始产权理论的局限性
3.4.3 原始产权理论的扩展
3.4.4 有关原始产权理论扩展情况的评述
3.5 水权结构相关概念的界定与分析
3.5.1 水权结构的静态构成与动态变迁
3.5.2 水权结构、激励与个人选择

4 可持续发展流域水权结构分析模型
4.1 描述流域水权结构状况的框架
4.1.1 流域水资源的界定及其可持续利用特性的分析
4.1.2 流域水权结构的静态构成
4.1.3 流域水权结构的动态变迁
4.2 与相关理论模型之间的相容性
4.2.1 “公地悲剧”模型中的水权结构问题
4.2.2 对模型隐喻用法的水权结构分析
4.3 流域水权结构的选择与绩效评价指标
4.3.1 流域水权结构模型中的主要变量
4.3.2 流域水权结构的绩效评价标准
4.3.3 直接评价标准
4.3.4 间接评价标准

5 中国的流域水权结构分析——以黄河为例
5.1 关于黄河水资源及利用情况的简介
5.2 计划经济时期黄河流域的水权结构（1949—1977年）
5.2.1 相关事实的概述
5.2.2 计划经济时期黄河流域的水权结构特点
5.2.3 对计划经济时期黄河流域水权结构的评价
5.3 经济体制转型期黄河流域的水权结构（1978—1997年）
5.3.1 相关事实的概述
5.3.2 经济体制转型期黄河流域水权结构的特点
5.3.3 对经济体制转型期黄河流域水权结构的评价
5.4 水资源治道变革过程中的流域水权结构
5.4.1 相关事实的概述
5.4.2 水资源治道变革过程中的流域水权结构特点
5.4.3 对水资源治道变革过程流域水权结构的评价
5.5 对中国流域水权结构变迁的总体评价

6 结语与思考：从治水规则到治水秩序
6.1 理想的黄河流域水权结构设计
6.2 本项研究的基本结论
6.3 流域水权结构、治水规则与治水秩序
6.4 中外治水实践背后的逻辑比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