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埃斯普马克是瑞典著名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教授，曾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为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并多次出任其中五院士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主席。除长篇小说系列“失忆的年代”外，还出版有长篇小说《伏尔泰的旅程》、诗集十一本和文学评论集多本，其中包括介绍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诗人马丁松的传记《大师马丁松》和专门介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原则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此著作中译本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李之义翻译，漓江出版社）。此外，中文还出版有诗集《黑银河》（李笠翻译，春风文艺出版社）。埃斯普马克还获得多项瑞典和国际的重要文学奖项，包括瑞典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和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及卡皮罗文学奖。
　　
　　万之，本名陈迈平（1952-）为长期居住瑞典的中文作家、文学编辑和翻译家。著有小说集《十三岁的足球》、文学评论集《诺贝尔文学奖传奇》及译著《阿尼阿拉号》（瑞典诗人马丁松作）和《航空信》（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与美国诗人布莱通信集）等。曾担任《今天》文学杂志编辑。

　　《失忆的年代：仇恨》通过男主人公（瑞典首相原型）被刺的经历阐述了在为正义理想的奋斗过程中，不同的反对者的仇恨和威胁是始终相伴的。即使在世界上最富裕最民主的国家也是如此。人类既要有为美好理想献身的勇气，也要有抛弃仇恨、更多地爱的呼吁。

　　这种抚爱，和妈妈脱光了衣服跟约翰叔叔在一起的样子完全是两码事。妈妈躺在朝着湖那边的草坡上，也是脱得光光一丝不挂地晒太阳，他半躺半坐在她旁边。有人说他是来自奥斯陆的什么大人物，警察头子或者什么省总督一类的，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个掌握权力的家伙，穿着背心和长袖的衬衫，他的外套和礼帽还有出门散步用的手杖就放在旁边。他其实也是难民，不过他那股气势，就好像他是那种在自己的高位上能够维持到最后的人。整幅图景就是淫秽猥亵的。不过，当我趴在埃利克旁边从灌木丛里往外偷看的时候，并不是妈妈赤裸的身体本身让我的脸因为羞耻而发烫。那是约翰叔叔穿着衣服的小心谨慎让这幅图景变得更加不体面。他是那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不过也一直知道他愿意做什么。
　　我可不愿意成为这样一个穿着衣服等待的窥淫癖。我甚至都不能等。我就愿意脱得光光和安妮卡在一起，总是迫不及待。她也愿意这样和我在一起。我都不记得我们两个人中间到底是谁先开始的了。
　　我们俩都不说话。但是皮肤磨蹭着皮肤，就说明这皮肤在做爱呢。在这幅图景里有一种炙热的东西，是和任何东西都不一样的。请你原谅吧，我在这个事情上停留了那么久，不过，有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意思首先也不是指感官时代之前的那种暴烈情感。不是这个，当我现在再次回到这个闷热的阁楼上的时候，充满我内心的其实是一种炽烈的负疚感。我的归属我的家是在阿尔斯维克县乡下这座查理王朝时期的大庄园里，而她是从佃农茅草房里跑出来的脸色苍白不停咳嗽的小姑娘，身上带着那种房子拖地板用的拖把的酸臭味。我有一个还不确定但肯定前途无量的未来，那里充满了动物求偶叫春时的呜叫声；她的前面呢，什么都没有。而那种咳嗽，在某种不太清楚的意义上，也是我的罪责。
　　我要把这种咳嗽接过来。我本来是应该在疗养院里至少呆一年的。我对这件事当然什么都记不住了，不过我猜想就是因为这个我总是很厌恶奶油——在那种时代，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因为肺结核而养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我一点都不渴望被治好，不想恢复健康。这种疾病是安妮卡身上的社会伤痕，我愿意跟她分享这种状况，有难同当。我愿意进入到她的憔悴衰弱的生命里，用我们的脸感觉到自己的罪责也变成了苍白的脸色。不过她把我扔在了她后面。她去世了，而我却恢复了健康。不过我的肺叶上还是有她留下的伤痕。我把她装进了我的身体里。她自己也在我呼吸的空气里显现。我非常相信，我的生活就是要接过这种咳嗽。
　　我的早期少年时代就是用罪责标记的。这种罪责带有的厌恶感随后就对准了我自己的家庭，对准了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对准了我自己的出身和我们具有的令人厌恶的特权。我不知道哪种感觉是最强烈的，是我的负罪感，还是我对自己的细致地镶金戴银的家庭背景要暴烈攻击的那种感觉。不管怎么说，我的任务是要管好这种负罪感，把它变成一种责任——尽管这样一种责任会在其他人那里引发出毫无道理的仇恨来。
　　但是，要不是有过那把刀子戳向我胸口的话，我的社会良心可能也就会停留在乡下了，也就只满足于给那个佃农的茅草房送去一块油毡布地毯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满足于给干活的伙计们好一点的条件——
　　这么多年里，我的胸膛上一直有一个伤口，一个没有人注意到、可我能用我的指尖能清楚感觉得到的伤口。它一直在发痒，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发痒。
　　有一个来自挪威的难民曾经抓住我的胳膊，把我顶在墙壁上。墙壁凉飕飕的——我没有穿什么衬衣。我肯定说了什么蠢话，说他们的该死的逃难和我没什么关系，或者说德国人的占领是他们挪威人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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