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曼弗雷多 塔夫里：《乌托邦的危机：勒柯布西耶在阿尔及尔》
如果不与现代建筑的国际性危机的状况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如果不将其与“新世界”的意识形态危机联系起来的话，阿尔及尔的失败——也就是柯布的失败——是不能被正确理解的。
现代史学研究是如何诠释现代建筑的危机的？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通常的看法是，现代建筑的危机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此后，这种危机愈演愈烈。最初，几乎所有的责难都归咎于两个政治黑洞——欧洲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然而，大家全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现象，整个世界在刚刚经历了1929年的巨大的经济危机之后，新的决定性要素在不断涌现：国际资本重组、反周期式的规划体系的确立，以及苏维埃的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实施。
不无意义的是，凯恩斯的《通论》在经济学领域中所阐述的目标，几乎都能在现代建筑之中找到。凯恩斯干涉主义的基础与现代艺术的基础如出一辙。它们都试图“通过将未来看作现在，来摆脱对未来的恐惧”（内格里〔Negri〕语）。在严格的政治意义上，这同样也是柯布西耶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础。凯恩斯对他所谓的“灾难性的执政党”（party of catastrophe）的政策进行了反思，以便在新的层面上化解这些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同样，柯布也意识到现代城市的阶级现状，并尝试在更高的层面上化解冲突。他试图为社会大众的整合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从而使作为城市发展机制的运作者和积极使用者的社会大众现在具有有机的“人”的意义。
这样，我们最初的假设得到了验证。当规划的现实状况（reality of the plan）将化身为规划理念（ideology of the plan）的建筑学一扫而光的时候，也就是乌托邦层面已经被替换的时候，规划就成为一种操作机制。
当现代建筑的天生承担者——大工业资本——离开了它原始的理念，将上层建筑抛在一边的时候，现代建筑的危机就出现了。从这一刻起，建筑的意识形态就是茫然无措。它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设想会成为现实。这要么会使其跨越落后的现实，要么就是在胡搅蛮缠。
这样来看，我们就能理解1935年以来现代运动的衰落和令人焦虑的纷争。对城市和地域进行理性化控制这一普遍欲求，从来都没有得到回应。它们一直都在隔靴搔痒，只是对那些偶然出现的局部目标略有作为。
这样一来，貌似有些匪夷所思的情况出现了。形式的意识形态似乎不再坚持它对现实主义观点的忠诚。它退回到资产阶级文化内在的辩证关系的另一位置上（乌托邦）。尽管“设计的乌托邦”一息尚存，但是其过程（它已完全跨越了意识形态层面）已然被破坏了。作俑者就是，对混乱的恢复，对焦虑的静观（构成主义似乎一劳永逸地消解了它），以及崇高的无序。建筑的意识形态陷入一个无可否认的僵局。它抛弃了自己对于城市和生产结构所扮演的推动性角色，并且躲在重新发现的学科自主性或者自我解构的神经质姿态背后聊以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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