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朋友一样，我参加学会工作是因缘际会；成为会员后，无论在交游、观念、学养，还是职业生涯，都有意想之外的收获。令我特别感佩的，是我担任会长那届的理事会的协同。六位理事，海闻、单伟建、徐滇庆、许小年、杨昌伯和左小蕾——目前在国内都是展露头角各领风骚的人物——和本人一起挺过了一年半。按学会每年换届、会长不得连任的规矩，这可算是破天荒的。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始终能互信互谅，护送学会驶过湍流险礁，令人终身欣慰。为了不打破学会的规矩，我坚持改选理事会不要超过1989年12月底，获得了理事们一致同意，而且得到了在匹茨堡的会员和朋友们的通力合作。在徐滇庆等骨干的协调下，圣诞节前在匹茨堡成功召开了学会的第五届年会，一次真实意义上的“团结的大会”，非常难能可贵。
记得12月23日那天匹茨堡的天气奇冷，打破了多年的记录，与会者仍是济济一堂，负着使命感，来积极展望学会和社稷的前景。我的会长致辞，基于前天晚上的感悟写下的，用了一段幽默做结语：“三个人在争辩，各自从事的职业哪个最为老牌。医生称他的职业最老，自创世以来就有伤残病痛得救治，难道不是吗？工程师不以为然，争辩说若没有工程师的制造，世界怎么能够走得出混沌？政治家马上奚落他们说，要是没有政治家在先，哪来的混沌！”我对学会的职责做了期许，认为我们的会员可能不擅长政治权术，却都在孜孜努力，钻研救治和生产之道，以期响应中国的需求，“China is in demand of expertise of healing，producing，and making order out of chaos. Let's keep hoping， keep learning， and keep cultivating.“
赞同我这样的期许的，包括与会的学会顾问赫伯特·西蒙。老人冒着风寒在圣诞前夕莅临致贺，令大家很感动。西蒙教授听了我的致辞居然大加赞赏，告诉我说中国人崛起的”气数“还很长（以我的理解），断不至于小挫而沮丧，致力建设终能有成果的，他甚至用了些中文的词句。西蒙签送给了我他的两卷论文集，署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司马贺，中国字竞也写得中规中矩。
前一天我为了感谢西蒙到年会来作主题演讲，同时也受我的博士导师之一比尔·库伯教授之命，去他办公室去拜望。卡内基，梅隆大学正有一座大楼要以库伯来命名，库伯曾是那里著名的工业管理学院的创始人和多年的院长。库伯老师和我的另外两位博士导师——ACharnce和G.Kozmetsky并称”三剑客“，都来自Cam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后与梅隆大学合并成卡内基·梅隆大学），均是西蒙的好友。比尔·库伯教授是一位极富创造力和个人风采的大师级人物，同西蒙的交情尤其深挚。西蒙在自传里通篇谈到比尔，并辟有一章专门讲述。库伯不但是西蒙在芝加哥大学的同窗，把他延聘到Carnegie Tech来，还介绍西蒙和他太太结成连理。在我看来，西蒙是大师中的大师，他的许多创见极具前瞻性，也是对人类文明历程的精粹解释。西蒙戏称他幸好没有沦为全职的经济学家。他那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人文关切也不允许他仅仅停留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西蒙以浩瀚的智慧，游刃有余地开拓出多种领域。比如他的经典之作《管理行为》（Admin-istrative Behavior）值得人们反复研读。该书总结了人类组织四千年来的选择机制和群体行为的基本架构，切中了人类何以能够合作的要旨，历久弥新，成为众多理念的前导和经济管理研究方法的源头。
通过为学会服务，我结识了不少素质优异和学养卓越的人，或师或友，不经意间提升了自己对事理的感悟和对态势的感知能力。我介入学会的工作颇出于偶然，是经过正积极投入学会建设的陈平的引介。当时他完成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力求突进到经济学的堡垒中来，我则惶惑于经济学的牵强假设，想到堡垒外张望新途径，我俩对人文历史向来有兴趣，因此常讨论在一起。陈平作为第三届会长四处奔忙，终于在北京联络工作时病倒。行前他嘱托我代为照料文书联络事宜，遇到了这种场面，只得顶了上去代打。记得为了拓展和筹款，勉为其难拟写过不少信件，同知名人士和机构接洽，想方设法来推介学会，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经济政策研究重镇”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蒋硕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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