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罗夫斯基对流浪汉题材小说的论述具有独到之处。他认为高尔基流浪汉题材的小说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主要写的是自豪、粗狂、勇敢，另一则描写的是善良、温顺和人情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结论：“高尔基不得不把它自己的情绪通过流浪汉世界表现出来这个事实本身，不能不在作者的心理及这种心理的发展上反映出来。这一方面是我们已经指出的他思想上存在着的某种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就是与无政府主义的流浪汉世界的这种创作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一个迷魂阵，而高尔基的思想没有一下就从迷魂阵里摆脱出来。诚然，不必否认，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作者的艺术感受和他所描写的人群之间才建立起了稳固而和谐的关系，并使高尔基攀上了他后期作品中再也没有达到的艺术高峰，固然高尔基的后期作品的意义往往更为深刻，在社会学方面也更为有趣。”①从学术史的梳理角度来看待这个结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是否高尔基早期的流浪汉作品较之于后期（沃罗夫斯基所谓后期乃是他所说《敌人》之后到1910年）在艺术上更高？这个结论到2000年代左右才有学者渐次提出！在高尔基被无产阶级运动推上高峰的时刻，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具有怎样的意义？
沃罗夫斯基对《母亲》的评价也具有学术史价值。作者承认，这部小说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作者没有把运动中最直接的积极活动者弗拉索夫、维索夫希诃夫等人当作重点描写对象，而是把母亲弗拉索娃当做小说的主人翁。沃罗夫斯基认为，在母亲心里苏醒的是母爱，正是母爱，使她在儿子被捕后把他的事业继续下去，“因为那是他的事业，而不是社会的事业”。论者的结论：“由于这样，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一本描写正在觉醒的工人的思想、感情和事业的小说，而变成了描写一个母亲的内心的故事。社会因素服从个人因素。”“这样的母亲作为个别的现象可以存在，但却不是典型的现象。”②同时，沃罗夫斯基提出，在高尔基创作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他常常把主人翁身上的“一切细小的、庸俗的和可笑的东西，把一切凡与真正的人格格不入，可以这样说，把凡是与现实中的尼洛夫娜格格不入的东西都通通剔除干净。……为了色彩统一，还必须把‘真理’的体现者如巴威尔弗拉索夫、霍霍尔、尼考拉伊万洛维奇、雷宾、娜塔莎等人物身上所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庸俗的东西也去掉。这一串连环扣似的东西，结果便造成了理想化的描写，同时它还影响到了语言，从而使小说完全失去了健康的、现实的色彩”。“诚然，由于作者这种理想化的片面性（有时候叫作倾向性），这部小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材料，可是宣传价值还不能作为一部文艺作品的凭证。”①在本文的最后，沃罗夫斯基说：“自从高尔基不再光是描写，而开始把一定的社会任务提给自己的创作去解决的时候起，艺术形式在社会内容面前就越来越退居次要的地位。他成了艺术中的政论家。”②这个结论很有见识，更具有相当大的胆识。似乎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这个观点，在1911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再论高尔基》里，作者再次集中阐述了这个观点。如果把这个观点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相比较，可以从中看出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文学批评家完全不同的品格。
关于《忏悔》，沃罗夫斯基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我们有很多理由认为，作者在主观上是把《忏悔》看作那条路线（即《敌人》一《母亲》的路线——引者注）的延续的。”③事实上，作者认为，《忏悔》背离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在高尔基的创作里，戏剧《瓦萨·日烈兹诺娃》很少为学术界所研究，围绕它发表论文也不多。沃罗夫斯基1911年发表的《两个母亲》从形象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母亲》里的尼洛夫娜和剧本里的主人翁瓦萨·日烈兹诺娃，结论是：“两个母亲，有着同样的出身，带着相似的精神气质，充满着同样的母爱之情，可是一旦落入不同的社会环境，就会彼此截然相反，成为永远不能调和的死敌。”④文章所运用的方法具有新鲜性。
沃罗夫斯基的高尔基研究成果，集中在1900年代的最初十年。这实际上是高尔基研究的起步，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却并不稚嫩，而是具有文学理论大师的气质。他提出了后来高尔基研究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他显示出了先见之明，奠定了世纪初期最重要研究者之一的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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