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这样的侮辱，我就去了巴黎。在那儿，我跟我的妻子相聚，度过了这年8月的最后时光。她去参观博物馆和疯狂购物，我则做了一些笔记，以讽刺的口吻来回顾我青年时代在这座城市度过的两个年头。
在这两年中，我跟海明威不同：他在那儿“非常贫困，却非常幸福”，而我在那儿却是非常贫困，又非常不幸。
我们在巴黎度过了8月的最后时光。9月1日，当我登上回巴塞罗那的飞机时，我在我的座位第七排B座上发现了几页被人遗忘的笔记。那笔记是为一个讲座准备的，题目是《巴黎永无止境》。看到这个题目，我不禁大为惊讶。这个讲座是主题为讽刺的研讨会中的一项，准备在巴塞罗那举办，持续三天，分三场，每场两小时。我大为惊讶，是因为我在巴黎恰恰也为一个讲座写了一沓笔记，讲座的题目与此相同，也是属于同样一个研讨会的其中一项，时间同样是持续三天。总之，一切都一样。可是，我突然意识到，那份笔记不属于别人，正是我自己刚扔到座位上的。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天大的傻瓜。我把笔记扔到自己的座位上，不正和别的旅客为了占好自己登机牌上的位子，把当天的报纸扔上去一样吗。我怎么那么快就忘记了是我自己把那份笔记扔到了位子上呢？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些笔记就是我将荣幸地为你们大家作的讲座的起因，讲座要持续三天，题为《巴黎永无止境》。
2有时候，你们将会看到我即兴发表演说。就像现在这样，在我重新回顾我的青年时代，以讽刺的口吻将自己在巴黎两年的历程读给你们听之前，我感到冲动起来。我想要告诉你们，我十分清楚讽刺是一种玩火行为，讽刺别人，往往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讽刺自己。你们大家都非常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装着去爱的时候，他就要冒着真正爱上的危险。谁缺乏谨慎地去进行讽刺性的表演，最后他就会成为自己所玩弄伎俩的牺牲品。即使一个人小心翼翼地去做讽刺性的表演，最后他同样是自己所玩伎俩的牺牲品。帕斯卡曾经说过：“装着去爱而不变成情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之，我打算以讽刺的姿态重新审视我在巴黎的过去，但我决不忽视在整个讲座中面临陷入夸夸其谈的种种危险，特别是时刻都不会忘记，夸夸其谈者的虚荣和炫耀恰恰会为听众的讽刺提供最便当的靶子。我说这话也是为了提醒你们注意，比如说，当你们听到我说巴黎永无止境的时候，很可能我是以讽刺的口吻说的。但是，总而言之，我希望那么多的讽刺不会给你们带来过大的压力。我采用的讽刺跟在绝望中出现的讽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在青年时代的绝望是相当愚蠢的。我喜欢的讽刺是一种我称之为善意的讽刺，怜悯的讽刺，比如说，就像我们在慈悲心肠的塞万提斯那儿看到的那种讽刺。我不喜欢那种残酷的讽刺，恶意的讽刺，而是喜欢那种游动在幻灭和希望之问的讽刺。你们同意吗？3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去了巴黎，我在那儿非常贫困，也非常不幸。我真希望能够对你们说，在那儿我跟海明威一样幸福，但是，那样的话，我就又会成为那个可怜、逞强而像个大傻瓜似的青年人；那个大傻瓜天天自欺欺人，以为住在那间污秽不堪的阁楼里已经是相当幸运了。那阁楼是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以每月一百法郎的象征性价格租给那个大傻瓜的。我说是象征性的价格，是因为我这样认为，或者说我想这样理解，因为面对我那位脾气古怪的女房东合情合理的催促，我从来没交过房租，好在她的催促和抗议只是断断续续的，并不往死里逼。我说她是脾气古怪的女房东，是因为别人说的法语我觉得我全能听懂，唯独她说的法语例外。并非全然如此，但许多时候，当玛格丽特·杜拉斯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一句都听不懂，绝对地不知所云，就连她催我交房租的话都听不懂。我记得，我曾不无担心地对劳尔·埃斯卡里（他后来成了我在巴黎最好的朋友）提及此事。“这是因为她是大作家，她讲的是高级法语。”劳尔·埃斯卡里对我说。当时他的这种解释，我并不认为那么令人可信。
那么，我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阁楼里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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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比拉-马塔斯下笔轻快活泼，不同凡响，而他在引章据典之中涵盖了世界文学的方方面面。
——《休闲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