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从（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以后，先后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淮南煤矿当职员。1948年冬，应父命接手福兴面粉厂，几乎与此同时正式介入政治生活。此后的60多年，我一直工作与生活在北京，经历了国家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我从小在家庭中就受到开明正直的祖父、母亲以及伯父孙越崎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后，我正在东北读书，亲身感受到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氛围，还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与日本同学打过架，因此挨了日本老师的打。后来祖父举家迁到北京。我13岁，即离家赴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结交了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过爱国学生运动，因此形成了爱国、抗日的进步思想，奠定了日后“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
1935年12月，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那时我才14岁，就在郑怀之等进步同学的带领下参加了运动。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范孙楼的后面，油印学生运动的传单；跟随郑怀之、王刚等到天津西车站拦截火车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1936年夏天，我和郑怀之到天津附近的杨柳青，和大哥哥们一起做宣传抗日等活动。但当时我并未参加进步学生组织，也没有人邀请我参加。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两件亲身经历的挨打事件，对我选择道路起了重要的影响：一次是在福兴面粉厂，我被小特务敲诈殴打，现场的工人群情激昂，我怕进一步造成恶果，拦住了工人们，阻止了事态的扩大。另一次动手的是美国官兵。我与内弟在天津，到朋友家去。路上遇见两个美国兵调戏中国姑娘，我当时愤愤不平，予以制止，挨了美国兵的打。令人气愤的是，在场的所有中国人，包括我的内弟，都在一旁观看，不敢站出来相助。当时美国军营的墙上写着“美国×；军占领”，他们是以占领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的，一味横行。因此，1947年我父亲让我到美国留学，我拒绝了。
1948年底，正在淮南煤矿营运处工作的我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速回北平准备南迁。南迁就是南逃。当时东北已经解放，淮海战役炮火正酣，北平已成铁壁合围之势，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要员纷纷携家眷南逃。
我的父亲——北平福兴面粉厂厂长，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也已将部分生产设备运到沿海城市，做好了南逃的准备。1948年12月8日正好是冬至日，寒风凛冽，我回到了北平。此时北平解放在即。
当时有句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我曾说过，国民党要能好的了，死人会从棺材里爬起来走路。所以我是无路可走才回来的。在学校时，我思想靠近进步青年，与郑怀之、王刚、邢方群、邓裕民等交往密切。他们有正义感，人品好，而国民党特务总是盯着他们不放，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共产党。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中国一定有希望。正好，我父亲要南逃，要我回来。从我的思想上看，虽然还有“共产主义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想法，但已经有了进步的思想基础。我是回来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一手反对国民党，一手反对共产主义。
我以为非常精辟。就1940年代末的情况来看，工商业者中少数有条件的跑了，而多数在那种不得已的形势之下，也欢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回来后，我找到郑怀之，这才和中共北平市委有了联系。我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动我回到北平以后，和地下党有了接触，并立即参与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中。不久国共和谈，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邵力子到北京，我即去探望。邵力子先生既是我伯父孙越崎（时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老师，也是我本人的证婚人。从邵力子随员张月超的谈话中，我得知：国民党不想和平，停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便将此信息转告了郑怀之，郑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后来据郑怀之说，此信息当夜便转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
解放初期，我与中共北平（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本人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的印象就是实事求是。我实际上是在刘仁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但见刘仁的次数不多，他传达政策都是通过统战部和其他部门的。彭真是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兼市长，在很多会议上都有接触。他对北京有个要求，说北京是首都，不是尾都，要求北京事事都带头。
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新政权如何建立，旧城市如何管理，是一大课题。1949年3月开始，进城不久的军管会一连召开数次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协商座谈会，已经接掌了福兴面粉厂的我参加了工商界代表座谈会议，会议地点在台基厂老的德国大使馆内。参加会议的有：彭真、叶剑英、聂荣臻、刘仁、吴晗、李乐光、李续刚；民主人士雷洁琼、钱端生；工商界人士浦洁修、刘一峰、陈荫堂、王向宸等等，共四五十人。座谈会议题广泛，有如何组织、恢复生产，也有如何安排城市居民生活的各种问题。
会上大家发言踊跃，群策群力。
陈荫堂说：解放了，太高兴了，赔钱也干。我心想，你有多少钱赔呀？赔钱总有赔完的一天。发言时便实话实说：解放好，少赚点也可以，赔钱不现实。赔光了企业，你的工人怎么办？这个发言说得彭真连连点头。
王向宸的话更妙了，当时正解决房屋问题，他说凡是好房子都搬出来，让老百姓去住。意思就是“共产”了。总之，会议就是讨论如何管理城市、治理北京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会议经常开到夜里一两点钟。4月21日凌晨一点多钟时，就是在座谈会上，彭真同志向大家宣布：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长江！这个消息使得与会代表情绪大振。实际上，各界代表座谈会就是政协的前身。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来自25个界别的33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作为工商界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协议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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