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刻画是每一位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任务，默多克认为，小说家如果设法对人物进行概念化刻画，他就可能面临来自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危险。如第一章所述，她把第一种危险称为“神经症”，第二种称为“习俗”。在这两种情况下，所缺少的都是刻画“真实的、不可琢磨的个人”。默多克相信，与之对应的是，二十世纪小说都陷入其中的一种危险之中，非此即彼。面对这两类小说，当作家必须在两者之中做一选择时，他们陷入迷茫，小说不是“水晶体式”的，就是“报刊体式”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终究难以令人满意。两者中没有一种能够充分地刻画人物：“我们被提供了事件或者事实。我们失去的是人物”（SBR265）。默多克写作的目的之一是用小说这种载体来创造一个“适合自由人物居住的屋子”（SBR271），以最少的来自作者的控制或操纵来创造人物。当默多克说小巧的小说只是太小，不能包容混乱的世界和他人的不同性时，她的意思并不是说小说的屋子必须很大，而是说每一部小说都得是开放的，对世界、对事物、对人、对充满选择和困惑的伦理世界都必须是开放的，因为接受事物的混乱就是道德本身。默多克提倡和敬慕的形式是宽阔（large）、混杂、充实的。她提出小说应关注真实的人的真实状况，“在广大的社会境况中真正难以理解的人”，记录他们在混乱和偶然中表现出的荒谬的独特性。这样的小说才算是好的小说，才算善的（Cunningham161）。默多克觉得在实践中，作家应当重新发现自然主义，而不是新闻写作，应当再次把人物的自由当成一个根本性的内容来学习，就像托尔斯泰和奥斯丁一样（Byatt1994215）。她在《反对于枯》中指出，许多现代和当代主义小说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形式上的失败，它们从伟大的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笔下广阔的道德化的人类境况中逃离。在《萨特：浪漫的理性主义者》中，她明确地告诉我们，萨特的问题就是“他对人生杂务不耐烦，这对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家是致命的”（SRR118）。真实的、在道德上负责任的小说将是饱满、丰富、厚实的，人物在一个渐行渐远却丰厚充实的背景下被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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