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秀珊每次来到火车站，都有置身牲口棚的感觉。火车的汽笛声在她听来就像形形色色牲口的叫声。有的像牛叫，有的像驴叫，还有的像饿极了的猪的叫声。所以那一列列的火车，在她眼里也都是牲口的模样。疾驰的特快列车像脱缰的野马，不紧不慢的直快列车像灵巧的羊在野地中漫步，而她常乘坐的慢车，就像吃足了草的牛在安闲地游走。
没有跟王锐打招呼而直接去探望他，这在林秀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所以登上火车的那一瞬间，她有些激动，甚至脸热心跳，就像她第一次被王锐拥抱着一样。
这列慢车是由齐齐哈尔开往哈尔滨的。林秀珊在大庆让湖路区的一家毛纺厂的食堂打工，所以她去哈尔滨看王锐，总是由让湖路站上车。能在让湖路停车的，通常都是慢车。林秀珊也不喜欢快车，快车比慢车票贵；还有，高速运行的特快往往使旅客看不清窗外的风景，而坐在慢车上，却能尽情饱览沿途风光。在林秀珊看来，乘火车不看风景就是傻瓜。即便是单调的树、低矮的土房和田野上的荒坟，她都觉得那风景是有韵味的。这些景致本来是死气沉沉的，可因为火车的驶动，它们就仿佛全成了活物。那树木像瘦高的人在急急地赶路，土房就像一台台拖拉机在突突地跑，而荒坟则像一只只蠕动的大青蛙。由于爱看风景，林秀珊在购票时总要对售票员说一句：“给我一张靠窗口的。”林秀珊和王锐结婚六年了。他们是在老家下三营子村结的婚。下三营子有一百多家农户。原来那一带土质肥沃，风调雨顺，农作物连年丰收，下三营子的人日子过得衣食无忧、自足康乐。可近些年由于附近市县滥伐林地，大肆开垦荒地，土地沙化越来越严重，村中那条原本很丰盈欢腾的地根河业已干涸，农作物连年减产。春季的时候，风沙大得能把下到土里的种子给掘出来，下三营子的人纷纷外出，另谋生路。王锐和林秀珊就是这众多外逃人员中的一对，他们同大多数农民一样，选择的是进城打工的路。
王锐会瓦工活，他在哈尔滨找到了在恒基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的活儿。林秀珊本想也在哈尔滨打一份零工，这样和王锐见面方便些，然而几经周折，她的愿望都落空了。
林秀珊中等个，圆脸，肤色黝黑，眼睛不大，鼻子有些塌，虽然五官长得不出众，但因为她面目和善，还比较受看。
不过，她的牙齿难看极了。下三营子的人多年来一直喝地表水，喝得人人都是一口黄牙。别的女人生了黄牙并不显眼，林秀珊却不同，她太爱笑了，她的黄牙在她温存敦厚的五官中总是最先抢了人家的视线。所以她去应聘时，大多的雇主一见她的黄牙就蹙起了眉，把她打发了。王锐曾建议她做个牙齿“贴片”美容，可林秀珊坚决反对。
她说从下三营子什么也没带出来，嘴里有一口黄牙，也算是带了那里的水出来了，这样她在镜中看见自己的黄牙时，就不那么想家了。王锐拗不过她，由她去了。林秀珊最终在大庆的让湖路找到一份工作，在毛纺厂的食堂做饭。
除了管吃管住外，她每月还能有四百元的工钱，这使林秀珊很知足。何况，让湖路离哈尔滨并不远，即便乘慢车，三小时左右也到了。
林秀珊和王锐并不是每周都能见上一面，但他们每周都会通上一个电话。三年来一直如此，风雨不误。林秀珊住的集体宿舍和王锐所住的工棚都没有电话，他们就想出了一个主意，把各自居所附近的一部公用电话当自家电话来用。现在电信业很发达，城市的街道上遍布着话亭，你只需买一张IC卡就行。这些电话亭大都披挂着一个苹果绿色的罩子，人站在其中，就像是被它给揽在怀中了，所以林秀珊有时觉得电话亭是个情种。
林秀珊所用的那个电话亭，是王锐帮助她选定的。它离毛纺厂只有五分钟的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街边矗立着一排宛若翠绿的屏风似的高大的杨树，电话亭附近还有一个公共汽车站。王锐觉得这个电话亭最适合妻子，街上车来人往，杨树在风中会发出口琴一样悠扬的响声，这样不仅妻子的安全有了保障，还有了一股浪漫的情调。而他自己所用的电话亭，三年来已经变了四次。一幢楼竣工后，他们会去下一个建筑工地，电话亭就要随之变更。通常是林秀珊在每周五的晚上七点来等王锐的电话。明明知道见到的是电话，而不是王锐，可她每次来总要梳洗打扮一番，好像王锐传过来的声音长着眼睛一样。因为双方均处于嘈杂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大声地说话，有时简直是在吼，不然对方会听不清。他们每次相会，总要在电话中约定一个时间，林秀珊去哈尔滨找王锐，或者王锐来让湖路看她。他们从来都是如约前往，从未像今日这么心血来潮地突然不约而同地去看望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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