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29日，傍晚。
佛山镇正埠码头，月黑风凉、冷冷清清，六七艘大小不一的船安静地泊在码头，全没了往日的繁忙、热闹。
在广东沦陷前，作为佛山镇三大码头中最大的正埠码头，客货运输非常繁忙，接船的、送货的，人潮如鲫，即便在半夜，客船、货船依然往来穿梭。那时候人们要去广州、香港，也多从这里出发，正埠码头每天有“佛山”号轮船开往广州、每两天有“升昌”号轮船发往香港。
“突突突”，一阵马达声打破了汾江的宁静，一艘半新有篷的木制机帆船从远处朝正埠码头驶来，在距码头尚有百余米时，船熄了火，马达声戛然而止，随即，整个码头又恢复了刚才的宁静。
船还在往岸边行驶。机帆船上，一个黑色身影从驾驶舱出来，在船的左舷边拿起一根长长的竹篙，一篙一篙地用力将船撑向码头。木制机帆船刚泊上码头，船还没停稳，左右轻微摇晃着，一小伙子从船舱出来，纵身一跳，上了岸，他接过船工抛过来的缆绳，麻利地系在码头石柱上。
接着，身着黑色中山装，身材魁梧，理着小平头的中年男子走出船舱，他右手斜提着一把黑色二胡琴盒，在船右舷停下脚步，双目睃视码头，然后走向船头，轻轻一跃，飞身上了岸。他上岸后，向前疾行七八步，驻足，环顾四周一番，然后，回身向船舱内的人打了一个出来的手势。船舱里一前一后钻出两个男人，走在前面的瘦削高挑，四十岁左右，着白色西装，戴着一副黑框的近视眼镜，右手提着一个做工精细致的棕色牛皮公文包，包的中间有一个铜制锁孔，他身子随着船左右摇晃，脚步不稳。走在后面的年轻人一手提着褐色牛皮箱，另一手往前伸着，准备随时扶白色西装一把。
小平头提着二胡琴盒朝码头出口走去，眼神颇为警惕，后面三人紧跟其后。出了码头，小平头一行很快上了南阳大街（现为升平路），从小平头走路坚定的步伐看，他对这一带比较熟悉。越往前走，大街上店铺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走了十多分钟，小平头一行来到一间叫“清晖旅社”的旅店前。旅社四层楼高，旅社大楼两边各为一条长长的巷子。
小平头大步跨上石阶，在旅店两扇大门前，回过身来，审视了一下周围环境，觉得没有异样，回头轻声对着西装男子说：“您请跟我来。”他用眼神示意另外两个同伴，在旅店门口担任警戒。
小平头来到柜台前，跟伙计要了两间临街的房，给了押金后，伙计给了两个挂有钥匙的房牌，木制房牌上分别写着307、309。旅社简陋，狭窄的木板楼梯就在柜台右边。小平头左手拿着钥匙牌，右手提着二胡琴盒，西装男子奇怪，二胡琴盒里装的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手始终没有离开过二胡琴盒。
小平头领着西装男子上了楼梯。小平头在前，西装男跟在后，上到三楼，小平头用钥匙打开307房，轻轻推开房门，他没有急于进去，而是站在门口警惕地朝房内看，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览无余，觉得安全后才进去。他安排西装男与自己一间房，另两个年轻人住隔壁的309。
小平头进入房内，径直走到窗前，轻轻推开一扇窗户，探头朝下看，静悄悄地没有异常，露出满意的神情。此间旅店处在佛山镇最热闹的街上，在这条街上，酒楼、妓院、赌馆、药店、电影院、戏院、茶楼食肆、布匹、金饰、粮油杂货林立，加上邻近佛山的母亲河汾江，汾江上有正埠码头、豆豉巷码头、大王庙左便码头三大码头，人流比较大，不容易引起怀疑。
佛山镇毗邻省城广州，虽说它只是南海县下属的一个镇，可它在全国却非常有名。早在明清时期，佛山镇就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合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清初，佛山镇的繁华达到一个鼎盛期，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天下四聚”，道光年间，佛山市场上的南北商品，仅种类数即达二百种以上，很多街巷都是以行业命名，有铸犁街、布巷、花衫街、牛肉巷，等等，那时，城中形成了闻名全国的“三圩六市九头八尾十三沙二十八铺”的商业中心。在镇的中心地带，商人会馆众多，有山陕、江西、浙江、楚南、楚北、福建、潮梅、海南等十多个会馆。即使在民国时期，佛山镇仍保持着它的繁荣，是岭南地区冶铸、陶瓷、纺织、中成药等制造业的中心。
“施医生，您先休息一下。”小平头一边对西装男说，一边将木窗轻轻关上。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将黑色二胡琴盒放在桌上，将琴盒上的两个铜扣打开，掀起盒盖。
西装男惊呆了：“天哪，那不是二胡，竟然是一支锃亮的冲锋枪。”他坐在床沿，忐忑不安地看着小平头的一举一动。
小平头，姓汪，名锋，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少校军衔，“轿夫行动”的负责人。军统广州站在1939年2月，随广东国民政府从广州市迁往韶关，于是韶关成了当时广东省的战时省会，军统广州站也有人称军统韶关站，不过，军统内部，大家还是习惯称“军统广州站”。
汪锋负责的“轿夫行动”，是要将著名的外科医生施宗廉送到鹤山去。两天前的11月27日晚上十一时，日军驻南海县九江镇的一个步兵小分队，约四十人，携二挺轻机枪和三个掷弹筒，分乘二艘船，在夜色掩护下，偷渡西江，窜至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的大雁山，潜伏在山脚下公路旁，伏击了国军155师926团的一个汽车排，造成汽车排士兵九死十六伤的惨案。日军此番越江偷袭，并非打了一个伏击那么简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个汽车排，乃赫赫有名的华侨汽车排，成立仅一年，已是累立战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曾在头版显著位置以专题的形式报道过这个汽车排的事迹。汽车排的士兵均来自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粤籍富有的华侨家庭。死伤者中，邱炳金、邱炳银、邱炳铜和邱炳铁四兄弟，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是富商邱家兴的四个儿子。邱家兴祖籍广东台山县三合镇（距沙坪镇直线距离六十华里），他年轻时跟着宗亲下南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在槟城拥有千亩橡胶园。1939年夏，邱老先生响应南侨总会领袖陈嘉庚的号召，毅然将四个儿子全部送回家乡，投身抗战。
邱家四兄弟，老一、老三、老四当场牺牲，老二邱炳银左上臂和左胸各中一枪，奄奄一息。左臂的子弹已经被国军155师的军医取出，左胸的子弹军医不敢取，弹头靠近心脏冠状动脉，取弹头时，可能会伤及心肌，极易导致心脏大出血，心脏骤停。这样的外科手术，只有上海、广州、重庆等少数几个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才有这个能力。再说，因为没有麻醉药，其他几个重伤的华侨战士也亟待手术。
28日上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闻听此事，马上打电报给委员长蒋介石，请求务必保住邱老先生唯一的血脉——二儿子邱炳银。
蒋介石接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打来的电报，十分重视。陈嘉庚，华侨抗日的一面旗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公推担任该会主席，很快捐募到新加坡币一千万元，寄回国内支援祖国抗日战争。1938年10月，陈嘉庚接受国民政府命令，由各属代表164人在新加坡集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1939年，他领导南侨总会组织派遣南侨机工三千二百多名，分十五批抵达滇缅公路支援抗战。陈嘉庚先生领导南侨总会，不遗余力地为祖国抗战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曾在参政会报告，“民国二十八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十八万万元，则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军费来自华侨的义捐、四个儿子全部送回祖国参加抗战，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苍天可鉴，无论如何都要保住邱老先生的唯一血脉。蒋介石在官邸焦急地踱着步，他首先想到的是从重庆派一流的外科医生到鹤山县沙坪镇抢救。很快，这一想法就被自己给否定了。重庆到广东鹤山县，只能走公路，开汽车，得经过四川、贵州、广西三省，尤其贵州和广西两省，公路多在丛山叠岭中，如果从重庆派出医疗小组，乘汽车，日赶夜行，也得七天以上时间。再说，这一路不时还会受到日本军机的轰炸。从重庆派医生的方案行不通。
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秘书毛庆祥建议从敌占区广州找医生。蒋介石在广州跟随孙中山多年，又在广州黄埔军校做过几年校长，还在广州指挥过北伐，对广州及周边地区比较熟悉，不用看地图，他就知道广州到鹤山县沙坪镇，走公路的话，只有短短的一百四十华里，走得再慢，两天总能到达。但广州在日军手里，广州的著名外科医生也在日军接管的医院，要找到已属不易，找到是不是愿意去，也是难题；他愿意去，又怎样送过日军严防死守的西江，更是难上加难了。
再难也要救人。蒋介石立即打电话给军统最高长官戴笠，要求他动用军统力量，在广州找最好的胸外科医生，并搞到麻醉药，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广州名医送到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
当日下午四时许，军统广州站站长接到戴笠发来的密电，立即着手制订了“轿夫行动”计划，任命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汪锋少校为该计划负责人。“轿夫行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在广州寻找到资深外科医生；二是安全地护送外科医生到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
当日傍晚，军统广州站情报组组长苏万寿通过医疗界的内线，获得一个重要情报：两年前，日军占领广州前夕，资深一点的外科医生都已纷纷逃离，只有广州共荣医院还有一个没走，他叫施宗廉，广州人，曾在欧洲最古老的医学院法国里昂医学院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广州慧济医院工作，享有广州“一把刀”的美誉。共荣医院原名慧济医院，原院长为美国人，施宗廉之所以没逃离广州，因为他相信，这家医院是美国人开办的，日军不敢怎么样。施医生失算了，广州一沦陷，日军就看上了医疗设备一流的慧济医院，日军强行接管，改名为“共荣医院”，医院名称改了，关键岗位的人悉数被换，从院长、科室主任到后勤总务，全都换成了日本人。不过，这个新来的日本人院长，对下属和中国普通医务人员动辄“八格八格”骂个不停，却对施宗廉颇为尊敬，开口闭口“施教授”，还给开了全院最高的薪水。
苏万寿很快弄清了施宗廉的政治背景：广州沦陷前，市区屡遭日机轰炸，无辜市民伤亡惨重，当时，慧济医院组建了一支救护大队，配备了队旗、担架、急救箱、急救药品，还为每个队员配发了制服、头盔、袖章。施宗廉曾主动参加了这支救护大队，还时常不顾生命危险，到被炸现场抢救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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