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说我像英国人、塞浦路斯人或柬埔寨人我都可以不予理睬。我不能不忍痛割爱。不再西装革履，改穿中式服装，我回到了传统，像章太炎或死硬的辜鸿铭那样，看上去老气横秋，绝对的中国做派。我甚至于还想过留一条大辫子，像康有为那样，我觉得这真的没什么不可以。我开始蓄发，剃了日式唇髭（我真不明白怎么一留唇髭就像日本人，什么都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的庄严形象有点受损，甚至于一落千丈，简直像阿Q或孔乙己。好在我坚持把手杖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标志，不是学日本人或英国人，我的确有点瘸。

　　没人再说我像日本人，仍叫我瘸子或苏瘸子。我不能禁止别人这样叫，包括学生们叫。尽管我是从母校出来的，无论校长、同行（当然不包括化学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接受我复古的孔乙己的形象，但是说到底这是我个人的权利。现在许多方面的确好像是自由多了，至少没人再规定你能穿什么或不能穿什么。是的，从一开始学生就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唇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我就不说了。即使到了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笑声中我一直望天儿，好像凝视星云、暗物质、南极臭氧层。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

　　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根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根粉笔只有二十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二十五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根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