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北京—巴黎一春雪今天下午忽然天降大雪，舷窗外雪片又大又密，整整一冬也不见如此大的雪；我喜欢有声的大雨和无声的大雪，不多时一些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全包着厚厚的白雪，像白糖做的。因之起飞延时，花了至少一个小时才用热蒸汽融掉了机翼机身上的雪被，否则上了天就会结成可怕的冰壳。这大雪叫我嘀咕起来，今春以来依然盘踞大地上的严寒要来伴我此行？二天上的生日系安全带时有点费劲儿，肚子里还装着老母亲给我包的“送行饺子”。“送行饺子迎客面”——中国人真懂得生活。外出的人要吃足肉馅大饺子，上路才会有劲儿；而回家的人来一碗顺顺溜溜的热汤面，吃得满头流汗，五体流畅，浑身一松，汗毛眼儿全都张开了，在外边的辛苦劳累即刻都消散了。母亲今年九十七，依然敏感又清醒。老人全靠精气神，母亲这“精、气、神”三字一字不缺。这胜过我心中的祈祷与祝福。我对母亲说：“您这饺子既是送行饺子，也是催生饺子。”母亲笑了。母亲对孩子生日，往往比孩子还在乎。3月20日是农历二月初九。今天是我的生日，而且是头一次在飞机上过生日。我说像神仙过生日，因为只有神仙在天上过生日。同行的伙伴向空姐要了两杯红葡萄酒，与我“当”地轻轻地碰一下杯，把我这一年一度为生日祝福的碰杯声悦耳地散布在没有人说话的机舱里。今天正好又是春分。这一天由于太阳不偏不倚直射地球拦腰的赤道上，昼夜时间相等，日月阴阳均分。于是在享受着天地在这一节令里特有的均衡时，我心中默默为自己唱一段生日歌。飞机像天上的船，没有气流捣乱时，平稳中有种行驶感。三生物钟时差是我每每越洋之行最难对付的对手。因为时差是生物之钟不可调；友人说关键是我身体的生物钟是瑞士制造；体内的对手比体外的对手难缠，人对体内的对手往往束手无措。有人告我别看任何钟表，忘了原先的时间；还有人说他的经验是尽量到处跑，不睡觉，使劲累自己，等到精疲力竭时再呼呼大睡一天，准能把生物钟打乱，这方法有点自虐性质，而且这些“高招”对我都没用，我天性的东西都太顽固。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刘心武告我一个更奇特的法子，在肚脐贴一贴“伤湿止疼膏”包治时差。我对他笑道，你这是给“伤湿止疼膏”做广告吧。四拉丁区早春的天气特别脆弱，像得了感冒，说热就像发烧一样烧起来，说冷就冷得发抖。但这次巴黎的早春只发冷不发烧。至今大地还看不到春天的绿，天上却能见到春天的蓝。如雪的云团在这鲜蓝天空的映衬下又白又亮。北京已经很多年看不到这种天这种云了。据说其原故是北京人眼睛全盯在地面上，顾不上看天、顾天和管天。这次落脚一家小店，距离上次的住所——法国人文学者公寓只有“一步之遥”，撂下箱子拉着伙伴跑到那条街上怀一怀旧。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一切如此如故。那个犹太学校，那个土耳其烤肉店，还有书店、药店、杂货店、地铁站口、道边的铁柱栏、古色古香的广告亭，甚至那家守在街口的海鲜店和卖中餐的“小香港”饭店，全都依然如故；连小街上那些老墙老门老窗还是那样古老斑驳，但好像也不会再老了。永远一百岁或二百岁。熟悉巴黎的人知道，巴黎的老街每十二年修一次。房主掏钱，政府主营；之所以“整旧如旧”，是因为政府没拿这种事当政绩，更没拿“破旧立新”显示政绩，反而当做了“命”——巴黎人拿历史当命根子，意大利和英国人更是。在这座城市中不仅风光依旧，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气质没变。在那个自古就是情人约会的圣米歇尔广场，天天仍然聚着不少年轻人。黑色柏油的地上白花花的，都是嚼得没味吐出来而踩进地面的口香糖，那都是为了见到情人香甜而忘情的一吻。一位健壮的琴手头戴厚帽，把一架钢琴搬到广场中央，即兴而激情地弹奏，着了魔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旁若无人，却有不少人被他打动而围观四周；连音乐之都维也纳也看不见有这种场面。法国人的浪漫是敢浪漫。真正的浪漫是美的挥霍，真正的艺术都是挥霍美。这一带只有一处发生改变引我注目。临街两三座房屋的山墙，用深浅两种灰色画了一些树影，宛似阳光照耀上去的。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此时四边的树光秃秃还没发芽生叶——原来它是画上去的。这无意中表达艺术本质：艺术是不表现生活中有的，而是表现生活中没有的。前两天，在电视里看杨振宁与莫言讨论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杨振宁的话很有意思。他说科学家不是幻想，而是猜想。这使我想起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是猜？猜一定是这世界原本存在的；而幻想不一定是这世界存在的。于是，我找到科学与艺术本质的区别：科学是寻找世界里有的，艺术是创造生活里没有的。记得1999年我来巴黎，也住在这种用老房子改建的酒店中。紧靠着卢森堡公园。一座四层小楼，总共只有十几间客房，房间都不大，电梯是后来装上去的，一次只能上一个人。家具门窗都是“古物”，陈设的瓷器竟是晚清中国的出口瓷。这样的旅店并不老旧，卫生间里的设备相当现代。住在其中可以同时享受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这次被安排的仍是这种酒店（RelaisHotelduVieuxParis），既紧靠塞纳河边，又身处历史人文浓得化不开的拉丁区的旋涡里，真是很可意！酒店只有五层，从顶层阁楼斜坡的小窗望去，参差错落的全是黑色的铁皮屋顶，淡黄色的墙面，高高低低全是灰色的烟突。我好似在巴尔扎克笔下的那座伏盖公寓里远眺四方。拉丁区决没有高楼，也很少见新楼。关键是不仅来自世界的游客喜欢这样，巴黎人自己更喜欢这样。他们连莫奈、毕加索或莫泊桑曾经坐在哪个咖啡馆里哪个座位面朝哪个方向喝咖啡都知道。洋洋得意地说这些事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普通通的巴黎人。可是，我们北京人知道老舍在哪儿喝茶？上海人知道鲁迅常逛哪个书店吗？没人关心这种“没用”的事，我们的文化病是从来没把文化当回事。真庆幸三次来巴黎都住在拉丁区。3月21日·巴黎一面包与煎饼早晨又吃了最爱吃的巴黎面包。巴黎的早点就这一硬一软两种面食：一种是又硬又韧、与嘴较劲的长长的棍面包，一种是又软又酥、与嘴亲和的打圈的牛角面包，就像我家乡天津的芝麻烧饼与煎饼果子。一吃这面包就顾不上血糖偏高，几个面包下去，身体马上有劲，特别想干点活儿。当然，这种面包吃常了，身体里潜在的根性就会发生作用，开始想烧饼与煎饼果子了，跟着来了乡情，看来文化中最顽固的还是中国胃，要不唐人街上最多的店面是中国餐馆呢，王蒙称之为《坚硬的稀粥》。然而当下也有些国人动不动来点“卡布基诺”和“星巴克”，其实多数只是在外边装模作样地“咖啡”一下，回家照旧热茶一杯。有人说喝茶吃饭只是习惯而已。此话不错，但是文化对于人，恰恰是一种日久天长自然而然的积淀与牢不可破的习惯，尤其是生活文化。正像海外的韩国人到处找韩国泡菜，土耳其人多半扎在土耳其烤肉店里。看来最不费劲走出中国的是饮食文化，但这种文化更多还是自给自足地进入了中国胃。二艺术家集聚地安妮约我在巴黎十三区法兰西大道上一家极特殊的饭店里，边吃边议即将讲演的话题。这地方处于近年快速“长”出来的新区。著名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人文基金会都在这条大道上。一些体积宏大四四方方、玻璃化的现代建筑彼此相距甚远。安妮用“你肯定喜欢这家饭店，它在一座艺术家集聚的老楼”这样的话，来鼓励我在这种西方现代社区中办事，必需具备一种长途跋涉的精神。这座饭店确实特别。它原是古代一座巨大的老磨坊与库房——如今白教堂后边蒙马特高地那片出名的画家聚居地的地价飞涨，很多尚未红起来的艺术家便涌入这种废弃不用的老房子里。在现代艺术唱主角的法国，这老房子里里外外一片涂鸦。从地面到屋顶都是率性的、放纵的、各走极端的视觉表达，参杂一些不伦不类的装置艺术，像乐队演奏前各自在试乐器，只发出自己的声音，完全不管别人的声音。我想起1999年年底也是在巴黎，当时巴黎市政府邀请五十位世界著名的雕塑家将作品摆在香榭丽舍大街，每件作品都奇大，一直摆到凯旋门，主题是《世纪末》。那天旅法雕塑家王克平约我去看。其中也有他的一组木雕。应该说王克平的作品在那中间是佼佼者，能“跳出来”的。其余绝大部分是彼此雷同，都是一堆堆世纪末的破电视、家具、洗衣机、护照、废报刊、照片和摩托汽车，散发着一种对“世纪末”的无奈又颓废的情绪，只是形式上各出奇招而已。记得那次见到高行健，他说他要写一篇文章批评西方美术馆先确定主题再请艺术家阐释和图解，从而扼杀艺术主体精神的倾向。还记得我说，当代社会的两种强势的力量在扭曲艺术，一是商品，一是媒体。这两种东西都喜新厌旧。艺术家很难从艺术深层里不断出新，只能在形式上或在人们的眼球里边寻奇作怪。当代艺术一边依赖资本的支持并受其操纵，一边正在步入歧途，也许这正是市场化时代艺术的本质之一，只有少数真正具有个性和艺术自信的艺术家能站在它的反面。进而想起十年前在中挪文学研讨会上我演讲的题目是《文学的自由》。我说，文革期间文学的自由被政治捆绑。现在不同了。但文学仍然不是自由的，因为文学受制于买方，受制于市场。当然，自由的文学并不是没有出路，它必需超越市场强大的约束，需要艺术家的心灵比市场更强大。三知识分子到哪儿去了？市场化更深刻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消失。这是我和安妮交谈中都感兴趣的话题。“你说的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吗？”“知识分子一定是独立的，而且是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在我们这儿，我们这一代显然不如五四时期那一代。”“为什么？被迫的吗？”“真有时代责任的人不可能被迫放弃责任，是自愿的。市场的力量不是强迫你而是诱惑你。同时，在强大的资本与市场规律面前，个体的知识分子愈来愈微不足道；在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里，无形的精神会变得虚幻乃至虚无。因此说市场泯灭知识分子之前，首先泯灭的是思想。因为市场不需要思想。哎，你们法国也是这样吗？”“一样。完全一样。不仅法国，欧洲全是这样。”“所以英国人弗兰克写了一本书《知识分子都跑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