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集/中国杂文》：
应声虫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有一条关于应声虫的记载，是从陈正敏的《遁斋闲览》里转录的，读来饶有兴味，特录如下：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虫效之。数年间，其声寝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宣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唐人张鹜的《朝野佥载》里，也有类似的记载。
这条笔记，告诉我们如下几点意思：应声虫是寄生虫，“久不治，延及妻子”，危险得很；应声虫并非凡声皆应，于己不利者不应，伤己性命者更不应；与应声虫相依为命的人，并不想驱虫，他们常常是拒“雷丸”而不用。
人体里是否真的有应声虫，雷丸对应声虫是否真有神效，未考，故不敢妄谈。唐人、宋人的笔记里辑录神异怪诞之事，大都是借题发挥。或裁量人物，或抨击时弊，表达作者的喜怒爱憎。你看，这人体里的应声虫和人世间的应声虫何其相似乃尔！作者状物写情，把生活中那些随声附和、阿谀逢承、溜须拍马之徒的肖像不是刻画得入木三分吗？不过，话又说回来，迄今为止，还没有听到过哪个人说作应声虫是光荣的，包括那些“应”得很标准的人。那为什么应声虫不能绝迹、灭种呢？原因恐怕很多。比如说吧，封建社会在中国绵延几千年，封建的宗法思想、皇权思想、神权思想盘根错节，根深蒂固。邪时不论是有所作为的“千秋英主”，还是昏庸透顶的亡国之君，无例外地都把自己吹成是智慧超人，都需要臣子臣民当自己的应声虫。唐太宗在历史上有“从谏如流”的美名，他和魏征的关系，更是脍炙人口的千古佳话。但他几次发怒，要“杀此田舍翁”，原因还不是魏征犯颜直谏，不当应声虫吗？在那样的年代，像魏征这样的谏臣又有几个呢？唐太宗身边不是也有一批应声虫吗？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一棵大树说“此嘉树”，宇文士及马上附和：“美之不容。
”太宗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常疑汝而未明，今日果然。”这位皇帝看出了宇文士及是条“应声虫”，结果又怎么样呢？宇文士及说：“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尝不得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宇文士及不仅承认自己是应声虫，而且指出皇帝需要应声虫的“道理”。太宗听了，“帝意复解”，君臣如初。“从谏如流”的唐太宗尚且如此，其他昏愦不堪之辈，就可想而知了。官僚、士大夫以及豪门地主豢养的清客相公，大多是地地道道的应声虫，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对这伙人的奴颜媚骨做过淋漓尽致、惟妙惟肖的刻画，它同吴曾的这段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皇帝赶走了，帝制早为共和所取代，但封建思想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一方面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一方面诱以官、禄、德，“恩威”并用，也制造了一批应声虫。有人靠这飞黄腾达，扶摇直上。打倒了“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声虫已不那么香了。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社会的民主制度很不完善。长时期内，在加强统一领导、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一把手。一些领导同志的家长作风、一言堂、唯我独尊的现象，无不与此有关。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正是利用这种条件，抬轿子，吹喇叭，随声附和，达到向上爬的目的。至于群众疾苦，党的事业的成败，一概可以置之不顾。一个领导者处在这种人的包嗣之中倘不自觉，实在危险得很。长此以往，必定脱离群众，犯严重错误。子思曾批评卫侯“言计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是亡国之兆。卫侯不以为然，结果被赵国所灭。可见，切不可低估了应声虫的腐蚀作用。
应当感谢那位善于思考的道士，是他让应声虫病患者读《本草》，才发现了雷丸。雷丸是否真的神效，建议被“应声虫”包围者，不妨试一试看。十年动乱期间，不少领导干部受到诬陷迫害，有些就是来自昔日身边的”应声虫”。与其让应声虫日后咬人，不如早服雷丸，相依为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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