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蒋先生读书
章培恒
1952年夏秋间，全国高等学校开展了院系调整工作。其结果，不但许多有名、无名的高等院校就此消失，就是继续存在下去的，其所设学科也大为减少。与此相应，教师和学生尤其是教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调动。学生的调动是有明确规律的，甲校的某系并入乙校的相应系后，其学生就全都转过去；教师的调动却呈五花八门之势，即使其所在的校系继续存在，一部分教师也仍被调到其他的——而且往往不止一个——学校任职。如其所在的系并入另一校了，教师却不都并入该校，而是向几个学校分流。当时，被撤销的学校不必说，就是保留下来的学校，其师生能留在原单位的也只是少数，大部分都被调至其他地方，包括外省市的学校；上海的师生就有远调东北、西北等地的。这空前绝后的壮举，奠定了建国后全国高等学校的格局和传统，我们至今仍承受着它的余荫。只不过在我们这些老人脑子中如此宏大、红火的场面，现在的青年大学生却已一无所知了，想起来真使人不胜感慨，生活到底比别的一切都强大。
院系调整以前，我虽然已在大学里悠闲地度过了三个多学期（因为第四个学期没有读完就生病休学了），高兴时偶尔去听听课，否则就随便翻翻书，日子打发得颇为惬意，但却不知学问为何物。院系调整后，我从就读的上海学院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听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课，养成了眼高手低的习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眼高手低不但对青年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到了老年也仍然如此。一般说来，年轻人很难达到眼高手低的地步，倘不准他眼高手低，那他就只能眼低手低，一辈子向所谓专家、教授也者顶礼膜拜，也就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实际上，只有眼先高了，手才能跟着高上去，但在手高了以后，如果眼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那么，发展到一定阶段，他就会自满自足，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我认为我进入复旦后的第一大收获，就是从原先眼低手低进到了眼高手低。在这方面，我首先应该感谢朱东润先生和贾植芳先生，而使我改变原先的手低状态的，则是蒋天枢先生。尽管我现在仍然手低，但比起原先，到底有所不同了。
蒋先生字秉南，江苏徐州人，生于1903年，逝世于1988年。1927年至1929年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师事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毕业后曾在河南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1943年担任复旦大学教授，直至去世。蒋先生始终坚持陈寅恪先生的传统，忠于学术，对曲学阿世的行为深恶痛绝，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没有写过一篇趋时的学术文章，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学术批判；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没有在系里、校内的学术批判会议上发过言。他的著作，无论是关于先秦的《诗经》、《楚辞》，还是关于清代的全祖望、杭世骏，都是为了发掘出真实的情况，加以描述，此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在陈寅恪研究方面同样如此。
1953年9月11日，蒋先生特地从上海去广州拜谒陈先生，在那里逗留了大约十天。临行前，陈先生作《广州赠别蒋秉南》诗：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
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第一首第二句的“残秋”，实是陈先生的自喻，“吊”字则有慰问之意，《庄子？山木》“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即其例。唯其如此，接着的“瘴江收骨”等语才毫无突兀之感。若就自然情况言，当时正是中国传统所谓的“仲秋”，在西方的观念中，九月更是秋天的开始（西方以九、十、十一月为秋天），蒋先生去时哪有“残秋”可吊呢？“独来”也寓意双关，不但说明那次蒋先生是一个人去的，而且也意味着除蒋先生外没有人特地到“南海”去“吊”过“残秋”；倘若当时也像今天似地有很多人以攀附陈门为荣，远道求见者谅也不少，第二句就当作“亦来南海吊残秋”了。这两首的意思是：陈先生自知其生命进入“残秋”阶段，他对于死后遗骨是否收葬的事毫不关心，甚至认为根本不必收葬；他所悲哀的，是他的著作很可能无法在国内传播，而只能像孙盛《晋阳秋》那样地传于海外，或像郑思肖《心史》那样地保存于井中。对此，蒋先生大概有所承诺，所以陈夫人唐筼女士于同期所作的《广州赠蒋秉南先生》说：“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从第三、四句，可知蒋先生是把传播陈先生著作的任务承担起来了；陈先生女公子陈流求、陈美延女士在《陈寅恪诗集？后记》中所说的“‘文革’结束后，我们姐妹即为寻找、归还佚稿而多方奔走呼吁，终于在1978年从有关方面取回大部分文稿和少数诗稿。我们立即将全部稿件交给父亲生前亲自嘱托的蒋天枢先生。蒋先生付出艰巨的劳动，主持出版了《陈寅恪文集》”，与陈夫人的诗可以互证。此外，陈夫人诗说当时是“新秋”，陈先生则说“吊残秋”，就因陈夫人指的是自然界的秋天，陈先生则另有所指。
总之，当陈先生处境不好，悲哀于自己的著作无法在国内传播时，蒋先生毅然承担起这一重任；当五六十年代陈先生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处境更为艰难时，蒋先生勤奋地帮陈先生收集其研究、著述所需的材料；在1978年，学术界“左”的影响还很严重时，蒋先生收到了陈流求、陈美延女士寄来的陈先生文稿、诗稿，以七十余的高龄，立即停下自己的著述，全身心地投入了《陈寅恪文集》的整理、校勘。《文集》出版后，出版社给蒋先生寄来1000元编辑费，尽管这在当时陷入普遍贫困的知识分子眼中并不算是太小的数目（当时一般讲师的月薪不过一百余元），蒋先生却把它退了回去，理由是，学生给老师整理文稿不应该拿钱。所以，以蒋先生与陈先生的关系以及为陈先生所做的工作来说，他是最具备研究陈寅恪条件的一位。现在，陈寅恪研究已成为准显学，有的人已在把陈先生炮制成为撰写新的趋时文章的材料了。但蒋先生所写的陈寅恪研究的论著，包括《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虽然提到了陈先生于1953年写诗赠别之事，但对此诗的背景和诗中某些句子的实际内容皆不加诠释。这也是蒋先生治学的一贯原则。
蒋先生使我得以逐步改变原先的手低状态，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位学者；当然，也因为从1956年起，蒋先生成了我的导师。
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时，蒋先生所开的课对我来说并不是必修课。——其实，当时并没有选修课，每个年级学生所上的课都是规定的，但我因为休学半年，1952年秋进入复旦时是二年级下学期，这样的学生人数极少，系里不可能为我们单独设置课程，就只好任凭我们在为二年级上学期和三年级上学期所开的课程中任意选择，只要读满学分和学完教育部规定必读的那些课程就行。蒋先生当时所开的课不在教育部规定的必读课程之内，上课的时间又与我的必读课程冲突。有一个学期开始时倒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就选了蒋先生的课，但只学了两三个星期，就因我的一门必读课的上课时间作了改动，又与蒋先生的课冲突了，我只好放弃。但这两三个星期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当时是讲杜甫的诗，却绝不照常规讲杜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只是要学生老老实实地弄懂作品的具体内容。我知道有些同学对这种讲法不满，认为太陈旧了，但蒋先生完全不管。
本科毕业后，我留校任职。1955年开展反胡风斗争，我被卷了进去，开除了党籍，被安排去复旦图书馆工作。1956年秋天被调到中文系任助教。当时系里为每个助教指定一个进修方向和一位导师，我的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导师就是蒋天枢先生。
这年10月，我到蒋先生家里去与他谈我的进修计划。虽然在这以前我曾听过蒋先生两三个星期的课，但在课堂上既未提问，也未在课后向他个别请教，蒋先生已经忘记了有这么一回事，把我看作是初次交往的青年。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拟花五年时间把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名著认真读一遍。蒋先生却很直率地说：“你这样学法，一辈子都学不出东西来。”接着，他告诉我：学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先打好历史与语言文字这两方面的基础。同时对目录、版本、校勘学也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这是治古代文史者所必须具备的入门功。此外，还应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连理科的书也应读一些，特别是关于天文历法和中医的书。为此，他给我制订了前三年的进修计划：第一年，读《通鉴》和《说文》段注；第二年校点《史记》和读《尔雅注疏》；第三年校点《汉书》和读郝懿行《尔雅义疏》。在这期间，还必须读一系列有关的著作作为辅助，从《汉书？艺文志》直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最后，蒋先生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读书。”
所谓受“委屈”，是指我在1955年被开除党籍的事。这使我深为感激和诧异。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受处分者固然应该表示心悦诚服，别人也要表示衷心拥护这一正确决定。说我“受委屈”，这话如被我有意无意地泄露出去，对蒋先生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说他阶级立场不稳还是轻的，重则可说他挑拨我和党的关系，煽动我的不满情绪。而且，就形势而论，他也应该考虑到我主动去举报的可能性，以舒芜先生与胡风先生多年的交情，尚且交出了所谓密信，并做了颇为精心的注释，何况蒋先生对我毫不了解。
从此以后，我便在蒋先生指导之下读书了。渐渐地我就明白，先生要我做的事情都是以前他做过的，而且他所做过的比要求我做的多得多。例如，他要我校《史记》时，只让我以金陵书局刻本《史记集解》为底本，校以他所校过的影宋黄善夫本；而他则以影宋黄善夫本为底本，校以蜀本、两个明本和已经影印的唐写本残卷。相比之下，我的工作实在要算是轻松的。
除了校点，蒋先生还要我做读书札记。——不是简述读过的书的内容，而要有自己的心得。这就使我不得不很认真地读，以便读出点心得来。但我把札记交上去以后，不过几天蒋先生就把札记还给我，也不发表意见，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否认真看过。过了半年多，我在读《通鉴》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有一天夜里，柴绍全副武装地到皇宫去见唐太宗，太宗的皇后为此受了惊吓，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去世。上述的记载也就是为了交代皇后的死因。但柴绍何以在夜里还要全副武装地到宫里求见太宗呢？这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件，而对那事件《通鉴》却毫无说明。查查两《唐书》，同样如此。柴绍的妻子是唐太宗的姊妹，两人是郎舅之亲。当时，太宗父亲、作为太上皇的李渊还在世，但与太宗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再参以别的一些事情，我怀疑柴绍进宫可能和李渊与唐太宗的矛盾有关，并推断李渊的死可能并非善终。我把这写进了札记，并举了不少证据，自己也很满意。这次札记交给蒋先生后，他找我谈了话，说：“你读书很细心很好，但你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疑点，这些疑点都可作别的解释，所以你的推断目前无法成立。如果没有新的、可靠的证据，你不应就此写文章。”我这才知道以前写的那些心得，除了证明我读书比较认真以外，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蒋先生连谈都不跟我谈。
对于我写的东西，蒋先生表示比较满意的，是一篇题为《〈通鉴〉成书经过》的读书报告。当时系里规定：助教每进修一年，就要提交一篇论文。蒋先生很反对“论文”一词，说：“写什么论文，还是写一篇读书报告的好。”这话使好些年轻助教包括我在内不理解，认为本科学生毕业还写毕业论文，我们毕业了几年，怎么连论文都不会写了？但通过我自己写的那篇报告，我才自以为懂得了蒋先生的意思。由于题目的限制，我在那篇报告中只能老老实实地查考有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包括主编与编写者的分工，编写者相互之间的分工；为了搞清一些问题，甚至只好为编写者之一的刘攽编了年谱。全文大概有五万字。蒋先生看了以后说：“这篇写得不错；如果有出版社要，可以出个单行的小册子，把稿费买药吃。”我当时所患肺结核病尚未痊愈，所以蒋先生有最后这句话。我这才理解，蒋先生用“读书报告”这个词，并不是降低要求。在他看来，较好的读书报告仍应达到发表、出版的水平。但使用这一名称，再配以相应的题目，作者就无法在报告中说空话和搞趋时的玩意儿了。
蒋先生对我最不满的一篇文章是《王国维文艺思想论略》。1958年“大跃进”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学生和青年教师就大搞科学研究，我当然也参加了。当时要编一部《近代文学研究论集》，分配我写一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于是我认真地读了王国维的书，写了一篇自以为颇有创见的论文。与那时把王国维看作反动的遗老不同，我论证了王国维在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上都有不少进步的成分。《近代文学研究论集》一油印出来，蒋先生便看到了，特地跟我说：“关于王静安先生的那篇文章，你不要拿出去发表，你现在还不能懂静安先生。”过了一会，他又说：“不要说《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里提到的作品你有许多没有读过，他的许多论断你无法体会，就是叔本华和尼采，你又懂得多少？”话很简单，却使我明白了什么才叫作科学论文。而且，越到后来我越发现蒋先生这一教诲的重要性。例如，《人间词话》把北宋词的地位置于南宋词之上，我当时认为这是王国维的局限：南宋词的思想性明明高于北宋，为什么要贬低它呢？现在我才认识到北宋词的成就确在南宋词之上，不是王国维在这问题上存在局限，而是我自己当时的文艺思想落后于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时的水平。那我又怎能写文章去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呢？
这里所说的都只是一些零星杂事，就是通过这类具体的教诲，我原先的手低状态渐渐有了改变。但我知道，我的进步离蒋先生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里再说一件小事：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已经提升为教授，正在担任中文系主任，有一次蒋先生忽然到我家来，送我几支毛笔和一锭嘉庆年间生产的墨，说：“你有空时练练毛笔字吧！”这实在使我感激和惭愧得无地自容。写字（不仅毛笔字）拙劣始终是我的一大心病，但我又自暴自弃，以为自己大概与书法无缘，反正练不好的了。不料蒋先生却还在为我的这一缺陷而焦虑。
今年是蒋先生逝世十周年，拉拉杂杂写这一些，既以表达感谢的心情，也以表白我的愧疚：从蒋先生逝世以来，我的进步实在太小，在写毛笔字方面更是越来越糟，连毛笔也怕碰了。
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之一）
陈思和
今天，已经是贾植芳先生仙逝后“五七”了。一个多月来，不少在媒体工作的朋友来约我写纪念文章，我都答应了，却迟迟地写不了一个字。头脑从未有过的迟钝，思绪从未有过的滞涩，我都尝到了。直到今天，谢天振教授建议并主持了先生的“五七”追思会，我在场内突然明白过来，我的无意识里，何尝不是在暗暗拒绝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先生真的离我而去了。
一个多月来，我昏天黑地地忙碌，差不多一直在外地跑来跑去，用紧张的工作去麻醉自己，努力不去碰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先生还坐在他的书房会客，读书，写他的日记，发出他的朗朗笑声。先生高龄却无大病，性格豁达，看淡生死，他晚年的生活平静而幸福。他生前最后几个月一直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的特需病房，享受着医院里一流的照顾。医生告诉我，先生睡在病床上，伸手碰得到的地方全是书，始终关心着医院外发生的事情。十天前医生发现他有心脏停搏的迹象，中文系马上送去了费用为他安装起搏器，那天去医院探望的副系主任祝克懿老师回来告诉我，先生的笑声响彻病房。当时我想，先生其实是各种老年性器官都趋向衰弱，并不是致命的病，即便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大约也还可以维持较长一段时期。对于先生那样坚强的生命，任何奇迹都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十天以后，先生的肠道、呼吸都出了问题，突然间地，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真的离我而去。校园里挂满了学生自发折叠的白色纸鹤。我走在那些白纸鹤行列之间，突然想起了先生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1966年五六月间，先生作为胡风冤案的“骨干分子”判刑后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被安排在复旦大学的印刷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很热的中午，先生赤裸上身，拖着一辆沉重的拖车，从学校的工会礼堂前走过去。正巧礼堂门口站着一群中文系的老教授，他们衣冠楚楚，从里面走出来，说说笑笑，不曾注意迎面走来的一个拖车夫。先生是远远地看见他们了，他们曾经是同事，是朋友，可是自195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而出狱后第一次竟以这种难堪的方式与他们劈面相对。先生说，当时他想回避，拖着车子绕开走，可是他的脚还是一直往前走着，终于走到了这群过去的朋友的面前。他们都怔住了，禁了口，惊恐地看着狼狈不堪的先生。先生还是抬起了头颅，默默地在同事们不同的眼神下走了过去。他心里在念叨，你们也许比我还要狼狈了。果然，不久后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所有的教授都在劫难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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