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生于日本长崎，1989年获得“布克奖”，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石黑一雄作品：无可慰藉》发表于1995年，获Cheltenham奖。这是“一部比较奇特的、非直接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自称要“造成一个彻底的突破”。
　　小说描写一位钢琴演奏家在一座谜样的城市里所经历的谜样的几天。他忽而是旁观者，忽而又被卷入其中，所见之人无不一往情深却又执迷不悟；所遇之事无不怪异荒诞，充满变数。在这座人心为怪诞的艺术价值观所左右的城市里，在努力寻找梦境出口，为这一切寻求解释的过程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人生最为严酷的一场演奏。

　　第一章
　　发现没有任何人——甚至服务台后也没有一个职员——在迎候我，出租车司机似乎有些尴尬。他穿过空无一人的大厅，或许是以为能在高大的植物或扶手椅后面找到一位员工。最后，他只得把我的行李箱放在电梯门口，咕哝着找了个借口，转身离开。
　　大厅着实宽敞，几张咖啡桌散置摆放，并不显拥挤。天花板很低，还有点凹陷，感觉有些幽闭恐怖。外面虽然阳光明媚，里面却阴沉得很。只有一缕阳光照射在服务台桌子附近的墙壁上，照亮了一块深色木质壁板及一摞德文、法文和英文杂志。我看到服务台上有个小银铃，正想过去摇一下，就在这时，身后的门开了，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走了进来。
　　“下午好，先生。”他说，一副很累的样子，走到服务台桌子后面，开始登记手续。他小声道了歉，但态度显然仍甚为简慢。然而，一听到我的名字，他大吃一惊，马上挺直了身子。
　　“瑞德先生，抱歉没认出是您。霍夫曼经理本想亲自来迎接您，但很不凑巧，他得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没关系，我期待日后与他见面。”
　　这位接待员一边快速填好登记表，一边轻声嘀咕经理没能来迎接我会多么懊恼。他两次提到准备“周四之夜”让经理倍感压力，使得他没法儿抽更多时间处理酒店事宜。我只是点头，无力多问“周四之夜”究竟是什么。
　　“哦，布罗茨基先生今天表现得相当不错。”接待员来了精神，说道。“真的很好，今早他和交响乐队排练了整整四个小时，一刻都没停过。听！他现在自个儿还在用功练呢。”
　　他指了指大厅的后面，这时，我才听到一阵钢琴演奏声在整幢楼里回荡，刚好盖过外面嘈杂的车流声。我仰起头仔细听，有人在反复弹奏一小段乐句——那是穆勒里《垂直》第二乐章里的片段——悠缓而专注。
　　“当然，若经理在，”他说，“很可能就会带布罗茨基先生出来见您，但我不确定……”他笑了笑，“我不知道该不该打断他，毕竟他正全神贯注……”
　　“当然，当然，还是另找时间吧。”
　　“如果经理在就好了……”他声音渐渐低下去，又笑了笑，然后身体前倾，压低声音说：“您知道吗，先生？我们每到布罗茨基要求钢琴独奏的时候就像这样关闭休息室，而有些客人竟敢投诉！某些人的想法还真是匪夷所思！昨天还有两个人分别向经理投诉呢。不用说，很快就有人叫他们识相点。”
　　“我想他们会的。你说的那个布罗茨基，”我想着这个名字，脑中却一片空白。我瞥见接待员诧异地盯着我，就很快说道：“嗯，嗯，我非常期待不日能与布罗茨基先生见面。”
　　“若经理在就好了，先生。”
　　“请别担心。如果没别的事，我会非常感谢……”
　　“当然，先生。长途跋涉，您一定累了。这是房门钥匙。那边的古斯塔夫会带您到房间去。”
　　我扭头一瞧，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迎宾员在大厅一侧等候着。他站在敞开的电梯门口，专注地看着电梯里面。我走向他时，他吓了一跳，然后拎起我的行李，紧跟我进了电梯。
　　电梯起升，年迈的迎宾员仍旧提着两只行李箱，看得出，他因为用力脸涨得通红。两只行李箱非常重，我担心他会在我面前晕倒，便说道：
　　“您真该把行李放下。”
　　“谢谢您的提醒，先生。”他说，声音出奇的平静，丝毫没有透出他的体力不支。“多年前，我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我会把行李放在地上，只是绝对必要的时候才拎起来。说白了，就是走路的时候。其实，在这里干的头十五年，我得说我就一直那样。如今，这座城市里的很多年轻迎宾员仍然这样做，但我却不了。再说，先生，我们很快就到了。”
　　我们沉默，电梯继续上行。突然，我问道：
　　“这么说，您在这酒店工作很长时间了。”
　　“已经二十七年了，先生。这二十七年中，我在这儿算是见得多了。当然啰，这酒店在我来之前早就有了。据说，十八世纪的时候，腓特烈大帝曾在这里住了一夜。那时人们就说这是个久负盛名的酒店了。哦，对了，这些年来，这儿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事件。等您不太累的时候，先生，我很乐意为您介绍几件。”
　　“可是您还没跟我讲，”我说，“为什么您觉得把行李放在地上的行为不妥呢。”
　　“哦，是的，”迎宾员说，“这个说来就有趣了。您看，先生，您可以想见，像这种城镇有很多酒店，所以城里有很多人都曾干过迎宾员这活儿。这儿很多人似乎觉得只要穿上制服就行，就能胜任了。这种臆想在我们市镇尤其流行。姑且就叫地方传说吧。坦白说，从前我自己也曾盲目地相信这种说法。直到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和妻子一起休了几天假。我们去了瑞士，到了卢塞恩。如今，我妻子已经过世了，先生，但只要一想到她，我就会想到那次短暂的休假。那里临湖，景色优美。您肯定知道那儿。我们一吃完早饭就划船散心。哦，言归正传。在那次度假中，我发现那个地方的人们对迎宾员的看法和我们这儿完全不同。我怎么说呢，先生？他们非常尊重迎宾员。大酒店还为了争抢小有名气的顶尖迎宾员而大打出手呢。我得说，我真是大开眼界。但在我们这里，人们却对迎宾行业有根深蒂固的误解。实际上，有时候我真怀疑这种误解能不能消除呢。我不是说这里的人们对我们行李员都很粗鲁无礼。恰恰相反，这里的人对我都很礼貌，很体贴。但是，先生，这里的人都认为，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想，谁都可以做这份工作。我猜是因为这儿的人多少都有拿着行李走来走去的经历。有了这个经验，他们就觉得酒店迎宾员的工作不过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延伸而已。这些年，就在这部电梯里，不断有人对我说：‘哪天等我辞了现在的工作，也去当迎宾员。’哦，是的。呃，先生，有一天，就在我们从卢塞恩度假回来后不久，一位颇有名望的市议员也对我讲过类似的话。‘哪天我也想干干这个，’他指着行李对我说，‘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我猜想他是善意的，想暗示多么羡慕我。先生，我那时还年轻，还没有手提行李的习惯，只是把行李放地上，就在这架电梯里，回想那时还真是像那位绅士所说的，无忧无虑啊。但是，跟您说吧，先生，那绅士的话对我真是当头棒喝。并不是说我很气他那么说，可是，他的话确实令我幡然醒悟，令我想起一直藏于心底、耿耿于怀的那个念头。我刚才讲过，先生，我那时刚刚从卢塞恩度假回来，那次度假确实对我启发不小。我自己就在想，嗨，本地的迎宾员们是不是该行动起来改变一下人们的错误观念了。您看，先生，我在卢塞恩看到了新事物，我觉得，唉，这里的人做得真的不够好。于是，我就拼命想出一些身体力行的方法。当然，那时我就知道‘改变’是件多么艰难的事，而且，在许多年前我就意识到，从我这代才做出改变，恐怕已经太晚了。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啦。但是我想，唉，哪怕我只能尽绵薄之力做出小小改变也好，至少可以方便后来人嘛。于是，自那日市议员对我说了那番话之后，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坚持了下去。而且，令我感到很自豪的是，本市有其他几个迎宾员也开始效仿我的做法了，倒不是说他们完全照搬了我的方法，但是他们自己的法子，呃，也还算可行吧。”
　　“我明白了。您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一直提着行李不放下。”
　　“正是，先生。您已经非常明白我的意思了。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刚开始实施这些新办法的时候年轻力壮，真没料想到年纪越大身体越差。很可笑，先生，但真的没料想到。其他的迎宾员也都这样说过。不管怎样，我们都决定履行我们的誓言。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相当牢固的团体，一共12个人，这些年来一直坚持下来的，就我们这些人了。如果我现在反悔的话，先生，我会觉得辜负了他人。如果他们任何一人偏要走回头路，我同样会觉得失望。论其原因，毫无疑问，是多年的努力才有了小小的成绩。但路还很长，没错。我们时常交流——每周日下午，在老城区的匈牙利咖啡馆聚会，您可以来参加，您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客人，先生——呃，我们经常讨论这些事情，大家一致认为，这城里的人对待我们的态度，无疑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当然，年轻一辈自然都觉得本该如此，理所当然，但是我们这帮在匈牙利咖啡馆聚会的人，都觉得自己做出了成绩，即便不是很显著。非常欢迎您来加入我们，先生。希望我能荣幸地把您介绍给他们。现在已经不似以前那么正式了，我们都明白，在特殊情况下，允许介绍新人加入我们，这也有段日子了。每年这个时节，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坐在露天凉篷下，看着对面的老广场。非常美，先生。您肯定会喜欢的。呃，刚才我说到哪儿了？我们在咖啡馆一直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讨论我们这些年来所做的决定。您看，我们从没想过老了之后会怎么样，大概是因为我们过于专注于工作，考虑问题都是过一天是一天吧。也有可能我们低估了改变这些根深蒂固的看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您知道，先生，我现在这个年纪，要坚持下去是一年比一年难了。”
　　迎宾员停顿了一下，虽然身体负担很重，但他仍然陷入了沉思，然后继续说道：
　　“老实说，先生，只有这样才公平。那时年轻，起先给自己定下规矩，不管多大多沉，都要拎着三件行李。如果客人有第四件行李，才放地上。但是三件是一定能保证的。呃，但事实上，四年前我病了一段时间，发现体力不支了，我们就在匈牙利咖啡馆商量怎么解决。呃，最后呢，同事们一致认为我没必要对自己那么严格。他们说，毕竟呐，我们原意是要给顾客留下好印象，让他们了解我们工作真实的一面。两件行李也好，三件行李也罢，效果都是一样的。我应该把我的能力范围缩减到两件行李，这没什么大碍。我同意他们的说法，先生，但我知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知道那会给顾客留下不同的印象。必须得承认，哪怕在最不老练的人看来，拿着两件行李和拿着三件行李效果也是大大不同的。这我都知道。先生，不怕告诉您，要我接受这个事实真是痛苦啊。接着刚才的说，我意思就是，希望您能明白我为什么不放下您的行李。您只有两件，至少未来几年，两件都是我力所能及的。”
　　“这样啊，真是值得称许，”我说。“您绝对给我留下了您所期望的印象。”
　　“我想让您了解，先生，我不是唯一一个非改变不可的人。我们总在匈牙利咖啡馆讨论这事。我们每个人都得做出某些改变，可我不想让您觉得，我们允许彼此改变的标准有所降低。一旦降低，我们这些年所付出的努力就全部付诸东流了。我们很快就会成为笑柄。路人看见我们每周日下午聚在咖啡馆就都会嘲笑我们。哦，不，先生，我们历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希尔德小姐肯定可以为我们作证，整个社区对我们的周日聚会都很尊重。先生，刚才我也说了，您来参加，肯定最受欢迎。不管是咖啡馆还是广场，周日下午都热闹非常。咖啡馆老板有时还会安排吉卜赛小提琴手在广场演奏。先生，老板本人最尊重我们啦。咖啡馆不大，但他总有办法保证我们一桌人舒舒服服地坐下。哪怕店里异常繁忙，老板也能确保我们不觉拥挤或被打扰。即使在最忙的下午，我们一桌人坐齐，同时伸直胳膊旋转，也不会相互碰到。您看店老板多么尊重我们，先生。我肯定希尔德小姐能证明我说的一切。”
　　“不好意思，”我说，“请问您一直说的那位希尔德小姐是谁？”
　　刚说到这儿，我发现迎宾员的视线正越过我肩膀，看向我身后。我转过身，吃惊地发现原来电梯里还有人。一位个头矮小、身着整洁职业装的女子正站在我身后靠近角落的地方。知道我终于看到了她，她笑了笑，上前一步。
　　“很抱歉，”她说，“希望您别误会我在偷听，可你们说的话不停地钻进我耳朵里。我听到了古斯塔夫的话，但我必须指出，他这么说我们市镇上的人可一点都不公平。他说我们不尊重酒店的迎宾员，事实上，我们很尊重他们，尤其最尊重古斯塔夫。人人都爱他。您也看得出他说的话其实前后矛盾。如果我们不尊重他们，那他怎么解释他们在匈牙利咖啡馆受到的礼待？真的，古斯塔夫，你让瑞德先生误解我们可不好。”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明显和善温柔，但古斯塔夫看起来却很懊悔。他摆正了姿势，稍稍挪步远离我们，沉重的行李箱撞到他腿上，他窘迫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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