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一书虽是随笔式的读物，但它意味深长、内涵丰富。“国”指“匠人营国”，讲述了吴良镛院士跟随梁思成传承中国建筑文化的故事，介绍了吴院士主持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的《北京宪章》，这部分虽名为从北京到南通，但实则讲了许多城市，尤其讲述了百年来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实业家、建筑师、规划师，这些人的共性是都有一片为国家的情怀。“家”指“家在蓝旗营”，即清华建筑系研究住宅建筑的三位女教授——张守仪、李德耀和吕俊华。曾老师说，居者有其屋，有屋才有家，三位女学者，家住蓝旗营。这一章通过融时代于一身的新中国住宅设计研究，展示了三位女教授的坎坷与贡献，写实地反映了新中国住宅发展的历史脉络。“大剧院”指“情系国家大剧院”，截至作者2007年写作该文稿时，正值清华大学建校96周年，建筑系建系61周年，这期间，清华与清华建筑系已有至少50个年头与国家大剧院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该文全面揭示了以清华大学及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学人与大剧院的不解之缘，尤其从正反两方的建筑观点全面揭秘了学者们对国家大剧院建设不同观念下的执着与精神。

　　《国家大剧院》：
　　1945年在重庆，梁思成先生第一次见到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时，问他是否愿意做自己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助手，但吴先生早已下决心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当时我国许多城市遭到日本的狂轰滥炸，满目疮痍，他要为恢复、建设中国的城市而贡献自已的毕生精力。他的这一愿望也正与粱先生关注中国城市的思考相合，因而得到粱先生的理解与支持。也正是这时候，粱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介绍埃利尔·沙里宁（Ellel Saarinen）的城市学说，论说中国战后的城市建设问题。1946年，粱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建筑系，请吴先生当助手，并于1948年推荐他到美国师从驰名世界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1949年，吴良镛获硕士学位，并于1950年回到国内，回到清华，从此艰苦奋斗几十年，成为梁思成事业和思想的继承者并向前推进。至今未有止息。
　　1960年，我来建筑系当助教，分配在城市规划教研组。那时吴先生是系副主任，兼授城市规划原理课程，也是城市规划教研组的成员。系主任梁先生国内、国外活动多，系里的许多行政、教学工作都落在吴先生肩上。大伙儿称59岁的粱先生为“老梁公”，称38岁的吴先生为“小吴公”。
　　“文化大革命”中，游街、挨斗，“老梁公”首当其冲，“小吴公”一般只当陪斗。有一回，“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着系里教师到市郊参加秋收，当大家高举右手挥动《毛主席语录》敬诵“最高指示”时，吴先生手里却是空空如也。地头上，立刻开了一个现场批斗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吴良镛，他公然不带“红宝书”，却没有忘记带中午的干粮，是可忍，孰不可忍！接着，吴先生全家被送到鄱阳湖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告诫大家：“臭老九”要改造好，就要彻底抛弃、忘掉自己的专业，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对抗无产阶级的。那时候，吴先生除参加集体劳动之外，还被分配业余时间管理住宿区新栽的果树和樟树。吴先生自备了本子，画了平面图，把小树编了号，随时记录它们的情况，那态度又认真、又专业。当时我直替他担心，你吴先生是搞城市规划、城市绿化的，像你这样来管树，不正表明你还没有忘掉自己的专业吗？——未知吴先生是否因此挨过批。
　　打倒“四人帮”后，吴先生任系主任，1984年辞去系主任一职，从此专门从事建筑创作和城市规划、人居环境研究。1995年，以吴先生为首的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成立，关于人居环境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自1948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洲、在北京召开大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作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吴先生负责指导本届大会筹备工作，主持《北京宪章》的起草并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建筑界和城市规划界在相关的世界性会议上，先后通过了三个“宪章”：1933年的《雅典宪章》，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和1999年的《北京宪章》。33、77、99，三个地点代表着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体系和传统，三个“宪章”则记录着国际同行们的共识的一次次提升和飞跃。第三个“宪章”诞生于北京，是中国建筑师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
　　20年来，作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先生已出版、写成了十余部文集和专著，把我国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人居环境学一步步向前推进，把专业实践和理论探索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以其所取得的成就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并凸显其崇高的的学术地位。
　　如今，吴良镛教授已经83岁高龄，仍每天工作10小时，有时超过10小时，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
　　中午，他就在自己上班的工作室中，吃早上带来的盒饭或由家人送来的简单的午餐，稍事休息，又继续下午的工作。
　　原来的城市规划教研组已在“文革”中被彻底砸烂，我也再无缘跟先生一起从事城市规划的教学和研究了。1980年，我的妻子大病。我求系主任吴先生替我们向学校有关方面说情，让我们从没有厨房、男女集体合用洗手间的宿舍搬到了有厨房、厕所的单元楼。20多年来，除了或请吴先生为我编辑的杂志写稿，听先生的学术报告，读先生刚完成的书稿、文稿，或上门求索先生新出论著外，很少敢于单独一个人去占用吴先生的宝贵时光。今年8月，我壮起胆子，一下子向吴先生提了30多个问题，一定要他指教。于是，我就三次拜访了吴先生，谈城市，谈他的晚辈和学生。这么多问题，有的，吴先生一句话就令我茅塞顿开，用不了三分钟；有的，谈了三次，即使再谈三年也谈不完。何况有的问题仍属禁区。
　　最后一次，我对吴先生说：“如果我来写你规划、评述的城市，可以写100个。如果我来写你与学生的交往和情谊，可以写100位。”吴先生轻轻一笑：“城市，就不止100个了。”1988年，我读先生出版的《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时，曾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在先生1978年至1985年所写的34篇论文中，提及古今中外学者近300人，古今中外学术著作近200种，还有城市230余座：从北京到南通，从北方到南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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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营国”——从北京到南通
家在蓝旗营
情系国家大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