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镇江记忆》：
新中国成立前，我对中国共产党是毫无认识的。国民党的宣传总是把共产党说成洪水猛兽。在镇江沦陷以后，又听到一些从苏北逃到镇江来的地主、资本家的诉说，也是把共产党渲染成残酷无情的魔王。当时我也几乎信以为真。不过，我酷爱看文艺小说，对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作家非常敬仰。可是，反动宣传却说他们是“赤化”，是共产党。我脑子里就有了两个共产党的形象，南辕北辙，不知道谁是真的。
在沦陷后的一段时期内，有人从镇江用邮包寄纱布到瓜州等地销售。这是通过邮局日本宪兵关节的。时间一长，我们知道有利可图，于是就集合了几个同事，也干起“小货”来了。经过几次来往，才知道这些纱布是流人新四军区域的。当时的瓜州邮局局长姓卜（名字记不得了），恐怕就是和新四军有联系的人物。我记得有几次生意就是在老卜家里和新四军直接洽谈的。那时，我知道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并不是青面獠牙，相反倒是平易近人，做起生意来，也没有欺诈狡猾的市侩气，我倒渐渐地对他们有了好感。
抗战胜利前夕，我运了一批纱布到宝应去销售。这批纱布运抵后不久，宝应伪军即遭新四军围攻。抗战胜利、日军投降后，苏北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城市就是宝应。我被围困在宝应城里，只听见枪声四起，一片混乱。我心想这下子完了，但又无法可想，只得坐以待毙。所幸没有两天，守城的伪军逃走了，宝应获得了解放。当时我躲在宝应邮局俞局长的家里。围城之日，全城宛如一座死城，想不到新四军一进城，四乡涌进来的农民，好像潮水突然汹涌而至一样，满城都是。这些农民进城，都是来慰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新四军的。敲锣的、打鼓的、抬猪的、捧鸡的、玩龙灯的，使人目不暇接。我当时困在城里没事做，就到处观光。感受最深的，就是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真像是一家人一样，真正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特别是看到一些老爷爷、老奶奶，扶老携幼地找到自己的子弟兵时，从皱纹深处发出的喜悦光辉，宛如看到一个动人的特写镜头一样，使人感动。到了这时，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对共产党的诬蔑之词，才像狂风吹枯叶似的，被一扫而光。
过了两天，市面平静了，好像是花纱布公司一类的机构收购纱布了。但是当时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把货款带回镇江，因为当时宝应市面通用的是抗币。正在这时，宝应邮局来了新四军同志，是个年青的农民模样的人，身背盒子枪，枪上还飘着红绸带。我就把我的情况向他介绍了一番。事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入城后的公安局长，名叫王杰（可能是化名）。在一天的交谈和研究中，他向我谈了不少共产党的大道理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还帮助我解决用抗币换成伪储备券的问题，并开了通行证之类的证件。于是，我携带大批款项，顺利地到达高邮，返回了镇江。
这段经历在我的生命史上本不算突出的一页，但在我的思想认识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我经过这一番，就开始相信共产党真是救国救民的，是会繁荣经济、发展工商业的。
镇江临近解放之时，我的亲戚们大都陆续离开镇江，而我没有离开。在当时商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我做“留守”时，我也欣然接受。这是由于我认识到共产党救国救民，是爱国之情推动着我去迎接解放、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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