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6辑）》：
二、民族分布格局的复杂化
伴随金龙傣人的内附，桂越边区的民族分布也因边防、边务的推进而日渐复杂化。就目前情形而言，左江流域地区是广西主要的壮族聚居区之一，但因历史上有大量汉族移民迁入，该区域逐渐形成了既有壮族聚居区又存在壮汉杂居的族群分布格局。这种壮汉民族间“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不仅与明清以来的移民流向有关，也与围绕边防问题而进行的相关举措存在一定关联。
清中期以后，商民流动性的增强和桂东南地区人口的膨胀，加速了汉族人口向桂西、桂西南腹地的迁移，促使后者民族分布格局日显复杂化。迨至清末，左江流域地区的民族杂居状况就已相当普遍。崇善县（今崇左市）随处可见“民与僮瑶杂处”，宁明普遍存在“土瑶与民杂居”。如今崇左市江州区9个乡镇中都是壮汉民族杂居。在宁明县，壮、汉、瑶等居民杂居的乡镇有驮龙乡、亭亮乡、明江镇、板棍乡、北江乡、海渊镇、思乐乡、那堪乡、城中镇，民族杂居的现象已成为崇左市辖属各县市人口分布的一个显著特征。
与此同时，不仅是长期居住于左江流域地区的壮族居民仍保持着聚居状况，迁入左江流域地区的平话、客家等汉族各民系居民也逐渐形成一些相对独立的聚居单元。龙州县的平话人主要分布在水口乡的弄仗、驮宿、康弄等村，下冻乡的那花、布西、路马等村。崇左市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江州区的江州街。扶绥县的客家人居住在东门镇和岜盆乡的渠培、更何、那标等村。龙州县客家人分布在水口乡驮漠、那蒙、那马村，上金乡的下窑、芽江、阮村。随着各地商民往来人口的增多，左江流域壮族地区的汉族各民系日渐增多，族群分布格局随着“大杂居，小聚居”现象的普遍化而日显复杂。
左江流域地区族群分布格局的复杂性，与明清以降的移民流动有密切关系，也与近代广西西南地区边防问题分不开。中法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关于裁撤兵勇的扶助政策并未能真正落实，广西几次大规模的裁撤营勇，使得边区的流民及游勇空前增加。苏元春和李秉衡等人均认识到众多营勇裁撤后产生的负面效应，因而积极推出各种措施来缓解“游勇”带来的治安压力。一方面，积极招民垦荒.拓土安置各类游勇及流民。李秉衡、苏元春“于沿边预勘未垦荒田百数十处，足敷安插千余户口”，并规定：“凡来认垦者，由局验明计口授田，给资搭盖茅屋，酌发牛种农具，责令耕作。而未经收获之先，仍量予盐米，并按编保甲法，取其连坐互结，选任牌长以专其责，俾便稽查。”通过招民垦殖的策略，欲适当缓解人口压力而造成的社会问题。
此外，因边地土地大多贫瘠，移民垦殖的效度并不能悉数解决流民游勇存在的问题。苏元春等人又欲通过安置兵勇家属及各地商民，从而促使边区经济有所发展，以此来增加移民实边所应具有的积极效应。通过对官兵家属的安置，对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各种圩市的复设及对新圩市的开设，来稳定边地居民，维持相应的社会秩序。无论是移民垦殖还是安民抚恤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左江流域地区的族群交往与融合。
三、族群交往与地方文化融合
族群分布的复杂性，促使地域范围内族群交往与融合程度日益深入，这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变迁和文化习俗的相互吸收上。
一方面，汉族居民广泛吸收壮族语言、文化，在长期的交往中融合于壮族。壮族作为左江流域地区的原住民，其在族群数量上的优势，是促使汉族融合于其中的重要因素。外地客商若欲在壮族聚居区内获得相应的商业利益及社会认同，就必须尽可能地融人壮族社会，语言的习得便是集中体现。如养利州“无论是市集交易、宴会、亲友交往，均以壮话为主。外地迁来的客商亦不得不学习壮话，日久天长，在语言上已至同化于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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