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县抗日武装斗争》：
蔡辉在狱中结识了奉贤流氓头子马柏生，两人“狱谊”甚好，马有一定的爱国意识，两人同时出狱，相约出狱后一起搞抗日。马柏生在上海和奉贤有上千“徒弟”，因此，出狱不久，便在奉贤拉起一支队伍。蔡辉受命后，为了掩护好中共浦东工委，根据党的指示，回乡后成立“浦东抗日救国宣传团”，团部设在马柏生部队的辖区内奉贤县青村港，蔡辉担任团长。
193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中共江苏省委发出指示，指示明确指出，省委目前中心任务是加强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创立许多游击的根据地。在目前环境下，我们活动的中心是敌人统治薄弱或没有敌人的广大乡村，对于被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以长期积蓄力量、准备力量为主，以便将来配合全国胜利的反攻；应该转变过去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适合目前新的情况，决不要被城市中的一时的抗日情绪高涨所影响，而走向冒险的斗争，削弱自己的力量。还进一步指出：“应该不断地有计划地从中心城市派遣优秀的干部，到各地乡村中去工作，首先应该派他们到各种武装组织中去，以加强城市对乡村的领导。”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精神，中共江苏省委于1938年6月9日发出《加强敌人占领区内的乡村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加强敌占区乡村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有利条件，指出：“只有乡村工作的发展，只有城市能同乡村取得联络，那么城市在大决战的时候，就可为乡村的辅翼而取得胜利。”省委“号召全党要为开拓乡村工作这个中心任务而努力”，提出“应该多多发动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坚定而坚强的干部，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遣赴乡村去建立核心，建筑革命的堡垒，在乡村里起骨干的作用”。
中共江苏省委把工作中心从城市转移农村之后，不断地向上海郊县派遣得力的干部，积极恢复或重建郊县的党的组织，加强对郊县抗日武装的领导，向郊县抗日武装输送工人、学生、职员，充实郊县抗日武装的力量，迅速地推动了郊县的抗战形势。
继派陈静至浦东组建中共浦东工委之后，193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工委派邱生凡到嘉定，与嘉定的外冈游击队领导人、青年中医吕炳奎取得联系，并以一中队文书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之后，1939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又派李森、沈进至嘉定，与邱生凡会合，建立了中共嘉定党支部，李森为书记，邱生凡、沈进为支委。不久，吕炳奎被批准为中共党员，1939年9月，成立中共嘉定县工作委员会，李森为工委书记，邱生凡、吕炳奎为工委委员。
1938年底，中共江苏省委派顾德欢回家乡青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当时青浦有一支抗日武装——戈思浜人民抗日自卫队，领导人顾复生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因被捕与组织失去联系。七七事变发生时，顾获释回乡。顾德欢与之接上关系后，省委又派王永成（房雄）和蔡群帆两人至青浦，并决定成立中共青浦（一说青东）工作委员会，顾德欢为书记，顾复生、王永成、蔡群帆为委员。
中共崇明工作委员会成立得比较晚，1939年夏天才正式成立。1939年1月，崇明民众抗日武装总队（崇总）的领导人瞿犊、王进因遭国民党顽固派的暗算，不幸牺牲，中共江苏省委派茅珵赴崇明领导武装斗争。茅珵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与瞿、王等关系密切，在崇明各抗日武装中有较高的威望，因此到崇明不久，便和在崇的各抗日部队联系上，恢复并重建了“崇总”总部，由国民党崇明县长郑枢俊兼任总队长，茅任副总队长，郑不在崇明，实际领导部队的是茅珵。1939年秋天，中共江苏省委又派陈国权、韩念龙到崇明，成立中共崇明县工委，陈国权任工委书记，韩念龙和茅珵为委员。韩念龙任总队政训处主任。陈国权主要负责发展和建设地方党的工作。
在上海，还有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简称“八办”），也配合中共江苏省委发展上海郊县的抗日武装，加强对上海郊县抗日武装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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