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真正糟糕的是数学。
从前一年的四年级开始，代数就让我学不进去。
还有更糟糕的。梅尔多莱西老师期末会给我好的评语，这是我赖以拿到及格的东西，但是在法比亚尼太太面前，我总是表现得很差：我学习很不努力，仅仅满足于六分，甚至连这都达不到。对于一个要到大学学习文学的学生来说，数学有什么用处呢，今天早上我骑车经过乔维卡大街去学校的路上还这么对自己说呢。无论是代数还是几何，哎，我几乎都没张嘴说话，真不走运。又能怎么样昵？可怜的法比亚尼太太，最近两年她都没敢给我少于六分的成绩，她更不会有胆量当着所有考试委员会老师的面这样做：我甚至脑子里连想都没想过“不及格”这个词，不及格的概念，以及之后整个夏天我要接受里乔内的私教，枯燥、耻辱的课程，这些我都觉得可笑。我，这可是我啊，从来没有过一次参加十月份羞辱的补考，在中学的一、二、三年级，我都由于“良好的成绩和表现”获得了“烈士陵园纪念碑荣誉卫士”的称号，我，不及格，沦为劣等生，被迫重新和那些平庸的芸芸众生为伍！还有父亲呢？假设法比亚尼让我十月份补考（到了高中她还是会教数学，法比亚尼，因此是她给我考试，这是她的权利），我哪有勇气回家，坐在父亲面前吃饭呢？也许他会打我：这样反而更好。什么样的责罚都好过他的沉默，他恐怖的蓝眼睛……我走进瓜里尼学校大厅。那里有一群孩子安静地站在初中布告板前面，我马上认出了几个同学。我把自行车停靠在大门口的围墙旁，颤抖地走过去。没有人注意到我来了。
前面一排排肩膀顽固地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先是没看清楚，后来定睛仔细看：一个红红的五分，一长串黑色数字中唯一一个红色的五，就像是在我的心里面印下了一个红红的烙印。
“你怎么了？”塞尔焦·帕瓦尼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问我，“就一个数学的五分，也不算惨！看看我，”他笑了，“拉丁语和希腊语。”“祝你好运！”奥泰洛·福尔蒂接过话，“我也有一个不及格：英语。”我迟钝地盯着他。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而且是同桌，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学习，今天去我家，明天去他家。我们两个都深信在学习上我更出众。每年六月我都能顺利通过考试，而他奥泰洛，总是需要补考某一科：这次是英语，下次是拉丁语，或者数学和意大利语。
而现在，我突然要和这个奥泰洛·福尔蒂相提并论了，更有甚者，是由他亲口告诉我！自己一下子沦落到与他为伍了！刚刚走出学校门口，我就碰到了梅尔多莱西老师（他面带微笑，没戴帽子和领带，衬衫的条纹领折在外套翻领上面，他马上向我证实了法比亚尼的“坚决”，说她这次绝对不会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轻轻地拍拍我的脸颊，以示告别和鼓励。接下来的四五个小时里，我心事重重，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时间漫长而绝望，这些已经没有必要细说了。只要知道，直到下午两点，我都骑着车子沿着天使墙游荡，到了在埃尔科莱一世·德·埃斯特大街的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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