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金文丛：困学纪程》：
进人国专以后，我开始常到合众图书馆去看书，因为有些老师评定学生的成绩，一般不用闭卷考试的办法，而是叫写一篇论文或读书报告。有些同学应付这种论文或读书报告的办法是找一些今人或近人的概论性著作来看，从中抄录一些材料，凑合一篇文章上交。个别同学还琢磨出一些门道来：某某老师很看不起社会上某学者，因此老师肯定不看这些学者的书，如果抄袭这些学者的书，老师尽管不太欣赏，但对学生来说，能到这水平也就不错了。因此他们也常能得到八十分左右的成绩。我有时也跟着这样做过，例如有一次要交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读书报告，我就是从几本当时已不大流行的旧教科书中抄来的。虽然那次的得分不高，但也及格了。后来有一次选了谢国桢先生的清史，谢先生当时只讲了不到三节课，就没有再来。有人说他到解放区去了，我也不知是否是这样。反正国专的教务处没有能力安排代课老师，就叫每人写一篇报告，给予及格，承认这几个学分。我当时并没有想把清史作为学习的主攻方向，因此又想抄些书拼凑一篇报告完事。那时我知道有关清史的概论主要是两部，一部的作者为萧一山，另一部是从日文译出的，作者好像叫稻叶君山。这两部书我手头都没有，就到合众图书馆去借阅。顾先生问我：“你看这些书干什么？”我说要写读书报告。顾先生对这种做法很不赞成，他对我讲了不少道理。他认为现在有些人专门到别人著作中去找些材料写文章，这不是好办法。真正做学问，是要认真去掌握第一手的材料。像“十三经”、“正史”、《通鉴》和《说文》等都是原始的材料。至于今人的论著中所引材料，那是第二手材料。其实有关古代的史料，往往是有限的。尤其先秦、秦汉和魏晋六朝甚至隋唐，所存史料就那么多。别人能看到的，我们同样能看到，为什么要到别人那儿转引呢？再说从别人著作中转引材料，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一个人写文章不可能用尽他所占有的全部资料，作者所知道的显然比引用的多得多。你如果搜集的材料仅限于别人所引，那么你对问题的了解永远不能像别人那样全面和深刻。其次，从别人论著中转引材料，还有一种危害，即别人的文章中引材料有时出现了错误，转引者就会跟着引错。即使从文字上看并无错字，而别人在引证时有理解上的错误，也会对转引者产生误导作用。顾先生对我的这些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在研究工作中，确实很注意这问题。我尽量要求自己在引证材料时不但要确切知道它的出处，而且要通看原文的全篇，避免断章取义。我自以为这种研究方法不失为严肃认真，但好些年来，就有人笑我迂腐。有一个时期，竟有人介绍一种经验，说是备一个本子，专在别人著作和报章杂志中去抄摘资料，以备写文章时引用。于是有人在一篇文章的注中，说自己某段话引自列宁的《哲学笔记》某页，另一条注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某页。其实，《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第38卷，就是《哲学笔记》，不过出单行本时，光称《哲学笔记》，未标明全集卷数而已。上述例子，说明那位引证者既没有读过《哲学笔记》，也没有翻阅过《列宁全集》。这样引书我看是很不严肃的。但曾经有一个时期，竞有人说引用材料可以不必是第一手的，甚至说强调用第一手材料就是“资产阶级学风”。关于这种说法，我实在无法理解，也从不接受，我始终认为作为科学研究，材料必须是第一手的。我们研究文史的人，材料就好比自然科学家们的做实验的数据。数据如果出于道听途说，拾人唾余，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文史的研究虽然不像医学或工程设计，弄错了数据会害死人或造成坍塌的险情，然而人文科学毕竟也是一种科学，总不能任意乱来。
在这个时期里，我除了受顾先生和潘先生的教诲外，在无锡国专受童丕绳（书业）先生的影响最大。童先生先后给我们开了“春秋战国史”、“秦汉史”和“史学通论”、“世界通史”等课。在讲授“春秋战国史”时，童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即《左传·僖公十五年》记晋惠公以“河外列城五”贿赂秦穆公和《僖公三十年》烛之武对秦穆公说的“许君焦瑕”究竟是不是一件事？他还叫同学于廉兄做我的对立面，各写文章一篇。于兄的文章主张“许君焦瑕”就是“河外列城五”的一部分，是晋惠公割让秦国的。我的文章主张《左传》中这两段话指两件事，“许君焦瑕”是晋文公割让给秦国的。我们两人都去查阅了《左传》、《史记》等等史籍，还翻遍了正续《清经解》中各家关于《左传》的注释，写出了各自的习作。这是我第一次试作学术性的研究。文章写出来以后，童先生认为于兄和我的文章都不错，在课堂上作了表扬，还想介绍到当时魏建猷先生在《东南日报》上编的《文史周刊》发表。但也许由于那篇文章还很幼稚，所以未被采用。在上“秦汉史”的课堂上，童先生又给我们出了题目，要研究战国秦汉间的社会生产方式究竟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问题。他要我们各自找一部战国秦汉间的典籍去读，把有关奴隶问题的史料摘出来进行分析。我记得自己选的是《吕氏春秋》一书，确实找到了一些材料，也作过一些论述。具体论点已记不起来。现在看来，我当时的水平是根本没有可能去解决这类问题的。但这样做，对我帮助很大。第一是我过去读子书不多，只限于《庄子》、《苟子》等书，还没有读过《吕氏春秋》，这次却通读了此书，还附带通读了《战国策》和翻阅了《韩非子》。本来，我应当通读《韩非子》的，但大约是受了郭沫若先生的影响，很讨厌韩非，所以有点读不下去。其次是为了要了解奴隶制的问题，我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发展史的论著，初步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然，我那时还读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只是读一些中国人或苏联人写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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