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寄宿学校回家之后，我经常看见她，有时几乎每天都见得着。因为她家正好在市政厅旁边的税务所对过。她和她妹妹经常出出进进，还总跟着一些年轻小伙子，我对此当然不大喜欢。能从那一大堆卷宗、分类账里分身的时候，我常常站到窗前，透过磨砂玻璃俯瞰那条大路，有时便看见她。到了晚上，我就在观察日记上做个记号。一开始用X代表她。后来，等我知道她的名字，便用M。我在外面也见过她几次。有一次在克朗斯菲尔德大街公共图书馆排队，我正好站在她身后。她一次也没看我，但我一直望着她的后脑勺和长长的发辫。她的头发颜色很浅，像茧丝一样柔软光滑。她把头发梳成一条辫子，垂下来差不多长及腰部。有时搭在胸前，有时甩到背后，有时她就把头发盘起来。在她成为我这儿的客人之前，我只有一次有幸看见她把头发松下来，那真是漂亮极了，就像一条美人鱼，看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
　　还有一次，星期六休假，我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回来的时候和她同坐一班火车。她和我只隔三个座位，而且是斜对过，一直在读一本书，于是我便有机会看了她整整三十五分钟。看见她，我总觉得是在捕捉一只稀有的蝴蝶，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心都提到嗓子眼儿里了。打个比方，一只纹黄蝶——我总是这样想象她。我用这个比喻来代替“难以言传”、“难得一见”、“美不胜收”这样一些词语——她与众不同，甚至和那些漂亮人物也不相同，更符合真正鉴赏家的胃口。
　　她在这儿上学的那年，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父亲是格雷医生。还有一次，在昆虫研究小组的会议上，听人说她母亲爱喝酒。还有一次，我在一家商店听见她母亲说话。她的声音矫揉造作，而且看得出，她是那种喜欢喝酒的女人：浓妆艳抹，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特征。
　　后来，地方报纸刊登了她获得奖学金的消息，夸奖她如何如何聪明。她的名字和她本人一样漂亮——米兰达。我由此得知她已经到伦敦去学习美术了。报纸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确实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它似乎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密了。当然了，按照常理来说，我们还谈不上相互认识。
　　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反正第一眼看见她，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爱人。当然，我并没有发疯。我知道，那不过是一场梦，而且倘若不是得了那笔钱，将永远只能是一场黄粱美梦。我经常为她做白日梦，经常杜撰出一些故事：在什么地方碰见了她，做了什么让她赞美的事儿，和她结婚了等等。不过没有什么庸俗下流的事情，从来没有。直到我待会儿要解释的那些事发生为止。
　　在我的梦中，她画画儿，我整理收藏品。她总是那样爱我，爱我收藏的蝴蝶，她画它们，给它们着色；我们在一幢漂亮的、现代化的住宅里，在一个装着落地式玻璃窗的大房间里工作。昆虫研究组在这儿聚会。我们是惹人喜欢的男女主人，尽管为了不说出什么外行话，我几乎总是一言不发。她头发浅黄，眼睛淡蓝，非常漂亮。别的男人自然是个个面带菜色，平庸至极。
　　唯一不做好梦的时候，是我看见她和某个小伙子待在一起，那是个念公学的爱吵爱闹的冒失鬼，他有一辆赛车。有一次我在巴克莱银行等着存款，听见他说：“我要五镑一张的票子。”可笑的是，那仅仅是一张十镑的支票。他们这种人就是这样行事。有时候，我看见她钻进他那辆赛车，或者看见他们俩一块儿坐着车在城里兜风。逢着这样的日子，我总爱对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发脾气，也不再在“昆虫学观察日记”里做X的记号（这都是她去伦敦以前的事情。那以后，她就不再和他来往了）。在这种日子，我就要做些坏梦。梦境中，她哭哭啼啼，或者下跪求饶。有一次，我“梦”见朝她脸上打了一个耳光，就像那次在电视剧里看见一个家伙大打出手那样。也许，一切的一切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我父亲是在一次车祸里死的。那时我才两岁。那是1937年。他喝醉了酒，可安妮姑姑总说，他喝酒是妈妈逼的。他们从来不告诉我真实情况。妈妈不久便出走了，把我留给了安妮姑姑，她只图自个儿安逸。有一回，表妹梅珀尔告诉我（那时我们都是孩子，吵架时说的），我妈妈是个娼妇，跟一个外国人跑了。我很傻，径直去找安妮姑姑，问她有没有遮掩这种丑事的办法。她当然告诉了我。不过现在我可不在乎这件事了。要是她还活着，我也不想去见她。我对此毫无兴趣。安妮姑姑总是费那么多口舌，大谈摆脱她的好处。我同意她的意见。
　　就这样，在安妮姑姑和狄克姑父的抚养之下，我和他们的女儿梅珀尔一起长大了。安妮姑姑是我父亲的姐姐。
　　我十五岁那年，狄克姑父死了。那是1950年的事。我们去翠茵水库钓鱼。像平常一样，我拿着捉蝴蝶的网和别的用具走了。等我饿了，再回到刚才离开他的地方，那儿围着一堆人。我寻思大概他钓了一条罕见的大鱼，没想到是他中风了。人们把他抬回家。可他再也没说一句话，再也认不出我们来了。
　　毫无疑问，我和姑父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仅次于我将要叙述的那些日子），尽管我们并非形影不离，因为我总是去采集标本，他则手持鱼竿在河边垂钓。不过，我们一起用餐，相伴回家。小时候，安妮姑姑和梅珀尔很看不起我那些蝴蝶标本，狄克姑父却总是支持我。他非常赞赏我那些标本板。对于每一只新采集的蝴蝶，他都跟我一样，满怀喜悦地坐在那儿，看它们伸开翅膀，软弱无力地挣扎，然后渐渐晾干。他还在他的小板棚里给我腾出地方，让我放那几只装毛毛虫的罐子。我要是因为捉到一只珍贵的豹纹蝴蝶而获得业余爱好奖，他就给我一英镑，条件是不要告诉安妮姑姑。好了，毋庸赘述，他对我真如父亲般慈爱。当我拿到这张支票时，他是我首先想到的人——当然除米兰达之外。我本可以给他买最好的钓鱼竿，买各式各样的渔具，以及他喜欢的任何东西。然而，这已经不可能了。
　　我从满二十一岁的那个星期开始买足球彩票。每星期都要买五先令。老汤姆和克拉特莱——他俩和我都在税务所工作——还有几个姑娘合伙成一股，下很大的赌注，还总想让我也跟他们凑份子，但我情愿单干。我压根儿就不喜欢老汤姆和克拉特莱。老汤姆是个卑鄙的家伙。他总爱在地方政府上蹿下跳，拍市财政官员威廉斯的马屁。克拉特莱心地肮脏，是个虐待狂。他从来不放过拿我的爱好取笑的机会，特别是当着姑娘们的面时。他经常说：“弗雷德看起来挺累。他和‘甘蓝白’过了个肮脏的周末。”要不就说：“昨天夜里，我看见跟你在一起的那个‘荡妇’即“paintedlady”，在英语中亦可解为“小苎麻赤蛱蝶”，与上文的“甘蓝白”（菜粉蝶）均为借蝴蝶名称说的讥诮话。是谁啊？”老汤姆在旁边偷偷地笑，而简——克拉特莱的那位在环卫局工作的女朋友，总上我们办公室，听到这话便咯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和米兰达截然不同。我总是十分痛恨那种粗俗不堪的女人，尤其是姑娘。因此，如我所说，我只是单独买彩票参加赌博。
　　那张支票是73091英镑，还有几个先令和便士的零头。星期二，卖彩票的人确认此事之后，我马上就给威廉斯先生打电话。听得出，我这样离开，他很生气，尽管一开始就声称为我高兴，还担保大伙儿都高兴。我当然知道这全是假话。他甚至建议我往市政务委员会投资。利息不过百分之五的贷款!他们市政厅有些人简直连一点儿分寸感也没有。
　　我接受卖彩票那些人的建议，和安妮姑姑、梅珀尔一起径直去伦敦，直到那满城风雨渐渐平息。我送给老汤姆一张五百英镑的支票，请他和克拉特莱以及另外几个人分享。我没有答复他们的感谢信。你可以想见，他们认为我是个小气鬼。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米兰达。我赢钱那阵子，她正好从美术学校回家度假。就在那个伟大的日子——星期六的早晨，我还看见过她。在伦敦熬过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我再也见不着她了。既然有了钱，现在我就是一个丈夫楷模。可是后来，我又觉得这种想法实在可笑。人们是为了爱情而结婚，尤其像米兰达这样的姑娘。有时候我甚至想，应该忘记她。然而，忘记并不是随意而来的事情，要听其自然。眼下，它还没有自然而然光临我。
　　如果你像现在大多数人那样，唯利是图，不讲道德，我想，当你大发横财的时候，你总能用它痛快一场。但我可以说，我从来就不是那号人。在学校，我连一次罚都没受过。安妮姑姑是个新教教徒，她从不强迫我去教堂，或者干类似的事情。我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长大的。狄克姑父有时候爱到小酒店去偷偷地喝两杯。我从部队回来之后，经过再三争论，安妮姑姑才允许我抽烟，而且一直对此表示不满。甚至在我发了这笔大财之后，她还是唠唠叨叨地说，乱花钱违反她的原则。梅珀尔背地里攻击她。有一天，我听见她说那种话。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对她们说，这钱是我的，良心也是我的。她想要什么，我都会高高兴兴地给她。如果不想要，那也没办法。新教教义里并没有对接受礼物做过什么规定。
　　我多少喝点酒。在部队，特别是在德国的时候，还喝醉过一两次。但我不拈花惹草。在米兰达之前，从来不怎么想女人。我知道，我身上并不具备姑娘们追求的东西。我知道，只有克拉特莱这种在我看来粗俗不堪的家伙才和她们合得来。有些姑娘在他面前那副模样真是令人作呕。我大概生来就缺乏某种粗野的动物性（我为此高兴。依我看，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像我一样，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好一些）。
　　人在没钱的时候总是想，有钱之后那情形便大不相同了。我这个人除了自己应得的，并无奢望。但是在旅馆，我们一眼就看出，人家对我们的尊敬只是流于表面，如此而已，他们实际上看不起我们有了这么多钱却不知道怎样去花。他们背地里还是把我当一个小职员看待。你就是挥金如土也没用。我们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出漏洞。你能看得出，他们似乎在说：“别哄我们了。我们知道你们是啥玩意儿。你们为什么不哪儿来回哪儿去呢？”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在一家十分豪华的饭店吃饭。卖彩票的人给我们开的单子上有这家饭店的名字。饭菜很好。可是人们的目光，那些讨厌的外国侍者以及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态度，害得我连什么味道也没吃出来。餐厅里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在小瞧我们。因为我们不是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培养出来的。有一天，我读了一篇关于阶级状况的文章。我倒可以为那篇文章提供这方面的素材。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伦敦的一切都是为像公学学生一样行事的人安排的。如果你不具备生来就有的那种派头和地地道道的、矫揉造作的发音，你就寸步难行。我当然是指富人的伦敦——伦敦西区。
　　一天晚上——去过那家豪华饭店之后——我觉得心里十分郁闷，就对安妮姑姑说，我想出去散散步，我就去了。散步的时候突然觉得需要有个女人陪陪，我的意思是说，想让自己感受一下，我也认识了一个女人的滋味。于是我拨了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一个家伙在授予我支票的典礼上给我的。他说过，如果你想“那个那个”的话……
　　一个女人说：“我有约会了。”我问她是否知道别人的号码，她给了我两个。于是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按照那个地址找到第二个人的门上。我不想说发生过的那些事情。只想说，我实在是不中用。我太紧张了。我想装作长于此道，却被她一眼看穿。她年纪不轻，令人毛骨悚然。我的意思是指她那污秽的做派和丑陋的面孔。她形容憔悴，十分平庸，就像被人挑拣过的一个标本，你看了一定扭头就走，不想收藏。我想到了米兰达，好像她看见了我待在这儿的这副样子。如我所说，我想试试看，可是实在无能为力，于是也就不再勉为其难了。
　　我不是那种粗俗的、爱出风头的货色，从来不是。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我还很有点儿雄心壮志。克拉特莱经常说，现在只有拼命钻营，才能达到目的。他还常说，瞧人家老汤姆，因为会献媚，发达到什么地步了。我说过，克拉特莱，经常做出一副跟你十分亲热的样子，但你心里会觉得他装得太过了。但他知道，什么时候献媚，什么时候就得利，比如对威廉斯先生。我在咨询处工作时，威廉斯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克雷戈，活络点儿。人们有时喜欢你的一个微笑或者开一个小小的玩笑，他说，我们并不都像克拉特莱那样，生来就具有这种天才，不过可以试一试。这话真让我生气。可以说，我对市政厅厌烦透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离开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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