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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命中呈现出来的风景是由三股力量构成的，其中两股力量曾摧毁了世界的一半，但第三股力量却难以用肉眼察觉，它卑微而弱小，藏在离我胸口左上方一两寸的肋腔，像是只羞怯的小鸟。有时，在最不经意的瞬间，那小鸟突然醒来，抬起头欣喜地扑打着翅膀，这时我也把头仰起了，虽然只一刹那，我心里已经确知：爱与希望要比仇恨和愤怒强大得多。在超越我目力所及的地平线的远方，存在着一个顽强的、坚不可摧的生命，而最终胜利的，便是那生命。
第一股力量是阿道夫·希特勒，第二股力量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这两股力量使我的生命成为欧洲中部一个小国的历史缩影。那只小鸟，也就是第三股力量，帮我活下来向后人叙说我的故事。
过去的事情，我将它们像手风琴的琴片一样重重叠叠地折叠在心里。那些往事就像人们到国外旅游带回的一本明信片，小而精致，可是，只要将最上面的一张明信片的一只小角稍稍抽出一点，马上就有一条长长的、看不见尾巴的毒蛇逃出来，曲曲弯弯地爬着，将所有的相片都清楚地铺展在我的眼前。那些照片的图像在我的眼前久久地移动，轮廓变得愈来愈清晰，就像遥远的过去的某个瞬刻被楔进了我体内的时钟里。时钟停顿了下来，秒针轻轻朝前一滑，然后脱离了这个不可代替的、再不能重返的现在。
居住布拉格的犹太人被大批流放，最早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那时战争已经爆发两年了。运载流放犯的火车在10月份离开布拉格城，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火车要开到哪里，只知道传下来命令，让大家带几天的干粮和生活必需品，不许带其他东西，到市博展会大厅报到。 那天清早起床时，见母亲偎在窗旁。她转过身来，用纤细得像个女孩的声音对我说：“瞧，天快要亮了。我还以为太阳今天不会升起呢。”
博展会的里面就像中世纪的疯人院，除了那些最能保持冷静的，似乎其他人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有几个病重的人被担架抬进来，死在博展馆里。一个名叫陶希斯的太太发了疯，把她的假牙从嘴里掏出，朝当地负责长官福德勒狠狠地扔过去。几个婴儿和年幼的小孩不住地啼哭。在我父母的一侧，一个矮胖的秃顶男人坐在他的皮箱上，不顾周围的嘈杂和喧闹，径自拉着一支小提琴曲子。那是贝多芬的D大调协奏曲，他重复地拉，一遍又一遍。
我在数千名难民中漫无目的地走着，寻找着熟悉的面孔。我就是在那时和他头次见面的，直至今天，我仍然认为他是我见到过的最英俊的男子。他安详地坐在一只挂着银锁栓的黑木箱子上，腰板挺得笔直，白衬衫外面套着一件黑外套，系着一条灰色的领带，头上戴着黑色的宽沿帽。他长着一对灰眼睛，灰白的小胡须修得齐齐整整，优雅修长的两只手交叉地握在一把雨伞的木柄上。雨伞束得很紧，细得就跟牙签一样。周围一片混乱，人们都穿着毛衣和滑雪外套，脚上穿着厚重的靴子，他的那套穿戴，明显地与环境很不协调，仿佛是赤裸着身体在那里坐着。
我看到他的模样，吃了一惊，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他微笑地站起来，朝我鞠了一躬后，在木箱上让出一个空位邀我在他身旁坐下。他早先是个古典哲学教授，在维也纳教书，纳粹占据了维也纳后逃到了布拉格，没想到德国人在这里追上了他。我问他，既然不知道旅途的目的地，您干嘛不穿实用些的衣服呢？他回答，一向都是这样的穿着，不愿因为环境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习惯。他说，不管如何，在这种无答案的困境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平静与沉着。接着，他向我讲开了古典文学和古罗马故事，我专注地听着，心中充满了喜悦。从那时起，我一有机会就去找他，每次见到我，他也总是微笑着，客气地欢迎我，很愉快的样子。
两天后我们登上了火车。虽然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们经过无数次疲惫不堪的迁徙，因为那是流放中的第一次迁徙，觉得还是最令人恐怖的一次。如果真的像人们所说的万事起头难，那么最初的磨难和困苦，也是最令人感到悲悯的。那时，我们还没有习惯听枪响，没有习惯听痛苦的呻吟，没有习惯忍受口渴饥饿，更别说在塞得满满的牲口列车厢里令人窒息的空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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