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从哲学角度研究情况看：
从哲学角度研究《蒙古秘史》的历史很短，格·孟和教授主编的《蒙古哲学史》①可谓从哲学角度研究《蒙古秘史》的集大成者。该著作作为高校统编教材，对《蒙古秘史》的哲学范畴“腾格里”等基本概念进行了较全面深刻的分析，阐述了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古代蒙古族的哲学思想。满都夫的《（蒙古秘史）的思维形式》一文，虽然更多是从文学角度分析《蒙古秘史》的思维表达方式，但也涉及了古代蒙古人如何认识事物、表达思想等哲学问题。文章认为，《蒙古秘史》的思维方式就是形象思维，“对理论思维还没有产生之前的十三世纪的蒙古族来说，形象思维是他们掌握真理和理解哲理的最基本的思维表达方式，既有直接利用自古代以来即成的形象化的思维材料，又有人们在现实关系的感性具体认识基础上形象地概括的新的真理性认识及其思想。”②虽然作者的观点有待进一步斟酌和推敲，但是，对从哲学角度研究《蒙古秘史》工作给予很大的启发。
（6）从文献学角度研究情况看：
甄金曾将《蒙古秘史》的标题、作者、原文和版本源流，写作目的、背景、时间、地点和意义，汉译的目的、背景、时间、地点和意义，《蒙古秘史》与东、西方有关古典史籍间的关系等等高度概括为“蒙古秘史学”的文献学，并总结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于1996年出版了《蒙古秘史学概论》③一书。另外，成德公家族为《蒙古秘史》文献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17年，成德公从俄国蒙古学家扎木查拉诺手中得到叶德辉本《蒙古秘史》，并用蒙古文进行还原，这部手稿一直收藏于当时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蒙古国著名学者达木丁苏荣曾阅读并研究成德公蒙古文还原本的一个抄本，并在1947年用蒙古文翻译出版《蒙古秘史》。此后，成德公之女罕达苏荣于1997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影印出版了成德公《蒙古秘史》蒙古文还原本。成德公之子额尔登泰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专门研究《蒙古秘史》，主要从版本校勘着手，与乌云达赉先生合作，从各种版本中选取错讹较少的《四部丛刊本》为底本，以钱大昕本和叶德辉本为参考，对《蒙古秘史》所存在错字、脱落、颠倒、衍文、错断等进行了彻底的校勘，于1980年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本》。同时，额尔登泰与乌云达赉、阿萨拉图合著的《（蒙古秘史）词汇选释》一书，对《蒙古秘史》中的古语、疑难词进行了考释，对于困扰学界多年的不少古语、疑难词做出了解释。额尔登泰之子阿尔达扎布先生，在《蒙古秘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先后出版了《（蒙古秘史）还原注释》《新译集注（蒙古秘史）》、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还原注释》等。
（7）军事学的角度看，有学者认为《蒙古秘史》是一部战争史，珍贵的军事典籍和军事学术遗产，①并对《蒙古秘史》军事思想进行探讨和研究。
2．国外研究现状
19世纪中叶以后，《蒙古秘史》传播到海外，引起了国外蒙古学学者的极大兴趣。《蒙古秘史》引起国外学者的注意，应该归功于俄国的帕拉基·卡法罗夫。据苏联H．雅洪托娃介绍，1866年，当时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团长、大主教帕拉基·卡法罗夫在使团的《俄国北京传教会教士著作集》第四卷中，发表了《元朝秘史》的俄文译本。译文的导言部分介绍了《蒙古秘史》在中国的起源和转译情况，注释部分对特殊的汉字做了说明和注解。后来1872年卡法罗夫又买到了十五卷本《蒙古秘史》汉字音写蒙古文的抄本，依据此本搞了一个俄文转写本，并翻译了一部分。由于卡法罗夫发表了《蒙古秘史》俄文译本，“历史学家们才有幸获得有关蒙古史中关键时期的极有价值的史源”①。之后，波兹德涅耶夫、B·巴托尔德、B·符拉基米尔佐夫、N·鲍培、札姆察朗诺、柯津等人作了相关研究。自“1962年，出版了列宁格勒大学图书馆藏的《元朝秘史》抄本（十五卷本）的影印本”②之后，苏俄更多学者从语言、文学、历史等角度对《蒙古秘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日本在《蒙古秘史》研究方面大有作为。甄金先生曾高度评价小林高四郎1954年发表的《元朝秘史研究》专著，说：“显然，这是一部系统全面、自成体系，且具有开创性质的《蒙古秘史》文献学专著。此作为从理论上提高《蒙古秘史》文献学研究水平，做出了具有时代性的突出贡献。”⑧
迄今为止，《蒙古秘史》除了蒙、汉文译本之外，还有俄、法、德、英、捷、匈、保、土、日等多种文字的译本，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积极从事《蒙古秘史》研究，《蒙古秘史》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的课题。
1988年8月，内蒙古师范大学承办首届《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苏联、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及我国九个国家的七十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共同探讨了有关《蒙古秘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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