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公先生对于集中识字教学方法的称许，与他对汉语、汉字的一贯认识密切关联。他后来发表的一些文章里指出，汉字“与汉语的非形态性相适应”，音、形、义的结合关系“正显示了汉字和汉语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语素和字基本一致，绝大多数语素既可以成词，又可以组词；汉语词组自由，各级语言单位组合具有一致性；等等。同时又看到，开头学500字范围内，识字是困难的。“笔画的种类多，取向多种多样，笔画的安排，以至小部件的安排，都要求高度的准确性”，“难写，从而也就增加了辨识和记忆的难度”。500个以内的字所能组成的词句和儿童实际语言里的词句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情况，向来如此。于是集中识字就不仅成为语言教育的必要，而且是必须。一些人说汉字难，实质上是500字阶段的难，只是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范围，因而也就看不到500字、1000以上字所显示的优越性，“而且识字越多，优越性越明显”。这里需要补充一句：许多人识字，都不是一个一个学的，而是学会一批，以后自然而然就会了。
读和写，是互相关联的两个环节。对传统语文教育的“读”这一环节，张先生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内容方面“文”与“道”的结合，二是方法上的熟读、精思和博览相结合。这两点又共同体现于教材的编选。
对于语文教育中的“文”与“道”的关系，张志公先生准确地概括为：“‘道’是根本的，然而正确的‘道’必须有高明的‘文’来阐发、传播，人们也必须通过‘文’来理解‘道’，因此，二者是不可分的，不可偏废的。”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几十年来的语文教材，似乎在强调（有时是不恰当地过分强调）思想内容的同时，对“文”的一面即语言特点注意不够。“道”即内容，是需要经过讲解、思悟才可以灌输、理解的，所以，熟读、精思不可或缺，至于博览，则是熟读、精思的必要补充。
人们常说“文以载道”，因而强调“道”的重要。可是人们往往忘记了，这“道”是要“文”来“载”的，离开了“文”，就无所谓“道”，赤裸裸、没有任何依附的“道”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显见“文”的重要：它是“道”的载体。这也就是张先生《论工具》一文说的，语文这个工具“跟其他工具又有相异的一面，这又决定了语文教学必须把训练学生运用字、词、句、篇章的能力和训练学生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结合起来，不容许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一精神，既要体现于教学，也要体现于教材编写。
张志公先生对于《千字文》等以外的传统语文教育的主要教材——古文选注评点本的编法甚为赞赏，认为这类书的特点是“文”与“道”相结合，注释阐明义理。他认为吕祖谦编的《古文关键》对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评点较简，余诚编的《古文释义》对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的评点较繁，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介乎繁简之间，“选文数量适中，标准、范围无所偏蔽，注释评点比较得体”，因而流行广远。他特别提出，“要言不烦地指出思想内容和表达上的关键、要点，引导学生去思考揣摩，体会学习，而不作过多的发挥分析”的做法，“很值得参考借鉴”。
张志公先生“文革”以后的有关论述里，把传统语文教育归结为“识字→读书→作文→考试→做官”，因而对旧时作文教学的主要形式八股文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认为内容和程式化的训练束缚青年的思想，有极大的弊病。不过同时也指出，就方法而论，八股文的程式有两点可以批判地吸取：一是“如果理解为一般议论文的结构特点，则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二是“先学局部，后学整体，先学勾画轮廓，后学发挥充实……对于训练基本技能有一定的作用”。此外，对于“词”“意”并重的作文训练原则，先“放”后“收”的作文训练步骤，多做少改的作文训练方法都是肯定的。这些表述，如果联系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将会理解得深刻些、准确些。比如传统语文教育研究这一课题就是在当时学习苏联过多，不重视本国特点的情势下产生的。而语文教育却最富于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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