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处于平潮，海面光滑如镜，在多云的灰色天空下犹如丝绸。几天以来，雷雨远去，逃向外海。今天这里不会下雨，外海上有雨。上午十点钟。这里的天气将会晴朗。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有微风从陆地吹来，海面上散布着大片大片大小各异的纯净亮光，这光线有时呈黄色，给沙石与城市染上色彩。远处是昂蒂费的那一列黑色。今天早上又有了一艘白色大货船。饥饿再一次扑向非洲，这一次是乌干达。电视播出了乌干达的几个图像。电视总是十分真实地播送饥饿的图像。一些摄像队出发去拍摄，这样我们就看见他们在行动。我觉得看胜于听。于是我们瞧着乌干达，我们在乌干达身上瞧着我们自己，我们在饥饿里瞧着我们自己。当然这些人在饥饿的旅途上已经走得很远，但我们仍能认出他们，我们经历过这些，我们见过越南、纳粹集中营，我曾在十七天里奄奄一息地躺在巴黎的房间里看着这些。这一次他们在土地绝对贫瘠化的最后旅途上比别人走得更远，土地表层的生命薄膜正一点一点地消失。我们知道最初将是缺水，然后是植物变得稀少，动物变得稀少，最后完全结束，只有全体剩余的人类轻柔的绝望，我称之为幸福。这些人已经十分相似了。在这里，身体像木板、像手一样单薄。眼泪已经消失。恐惧已经消失。还有笑声，还有思想上的绝望都已消失。我们怀着激情瞧着他们。人的这种最后外形，人的最后状态，这就是我们。他们只剩下知觉和听力，听到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仿佛他们仍在童年，死亡的童年，没有话语。和那个注视的孩子一样，他们正在死去。大多数人仍然在走，当然走得很慢，但他们终于将身体挪到了分发点，去领取加有维他命的粥，挪到了水池旁。他们终于将身体挪到了阴凉处，有些人做到了。饥荒区的温度是命中注定的四十度。家庭关系再也看不到了。女人们仍旧抱着婴儿，但能走的孩子靠自己。他们如同流放者，彼此相似，惊人地类似。在皮肤的外壳下是同样的骨架，同样的手，同样的脸，再只有这最后的余渣，而它在最激进的抽象化中被称作生命。再没有儿童，再没有老人，再没有年龄，眼光是一样的，茫然，瞧着摄影机和瞧着地面一样。这是些泥人，最初的沙漠上的泥人，最后的沙漠上的泥人。有始有终。它们并不多样化，没有任何个性，而是彼此黏合在一起，如洛林高地的泥人，拉斯科在干旱期形成的泥人，也许还有戈兰高地的泥人，太巴列湖岸的泥人，他们共同期待丰富的雨，成群的鹿，天赐的食物。他们赤身露体。他们唯一的财产是那个饭盒，它或是罐头盒或是能盛稀粥和水的小容器。面对乌干达我脑子里空空的。同样，当我从集中营归来时，那时我的脑子也是空空的。如果说我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无力表述。我看见。我躲避那些人，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或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就已经知道思考，该想什么，该说什么，该如何下结论。应该提防这些人，因为他们首先想失去这个知识，用速成的解析使它远离自己；必须躲避这些人，他们谈论补救办法和原因，他们在音乐里谈音乐，当别人演奏大提琴组曲时，他们谈论巴赫，当别人谈到上帝时，他们谈论宗教。孩子还在。他在那里。黑夜在多变的灰色天空下过去了。今天早上天空蓝得发亮，太阳还在山丘后面。孩子走过木板路。海滩上几乎还没有人，只有几位散步者，他们转头瞧瞧走路的孩子。孩子一面走一面玩小球，扔起来又抓住。我盯着他直到他消失在海滩上的酒吧兼烟店后面。然后我闭上眼睛，在内心寻找那无边的灰色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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