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亲记1996年，我在深圳松岗某厂当杂工，二姐在东莞长安。姐弟俩说起来相隔不远，却难得见上一面。二姐1992年就来南方了。二姐来南方打工是为了还债，家里盖房子欠下了很多债，如果靠种地，估计驴年马月也还不清。二姐和二姐夫只好把两个孩子丢在家里出来打工，他们出来时，小女儿才刚刚会走。二姐刚开始一直在东莞长安的一家电子厂做焊锡工，焊锡工是典型的熟练工，技术含量几乎可以省略，工资自然也就少得可怜。
她们的厂很大，很正规。越是正规的大厂，管得越严，要去看一次二姐，简直难于上青天，没有厂牌，有时连工业区都进不了。就算趁保安不注意蒙混进了工业区，也只能隔着宿舍的铁栅栏说上几句话。
来南方第一次见到二姐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那个瘦弱的女人是我二姐。我记忆中的二姐，是那么的漂亮、年轻。当年在村里，二姐可是公认的美人。四年的打工生活，让我青春美丽的二姐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二姐见到我，脸上开满了笑，她接过我肩上的包，问我一路上顺不顺利，有没有被卖猪仔。我说什么是卖猪仔？二姐笑着说，就是坐车时被人转来转去。从广州坐到东莞，我转了八次车，买了八次票。二姐说，平安到了就好，下次直接在省站坐车，不要坐广场上的车，那些车里有背包党，专门斩人的。二姐又问我有没有挨打。我说我每次都老老实实交了钱，他们没打我。刚走出广州站时，我的心里是无限兴奋的，我在心里冲着广州的天空说：广东，我来了。我觉得，来到了珠三角，我就要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我就可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了。然而那些卖猪仔的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他们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路，将是艰难重重的。
二姐又说，没有打你就好，我一直担心你这脾气不好，遇到背包党了你和他们蛮干。
二姐对于我损失了七倍的车费似乎并不在意。在她的心中，弟弟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后来又见到了妹妹，妹妹和二姐在一间厂打工，但不是一个车间，又不是同一间宿舍，加之厂里是三班倒，姐妹二人在同一间厂，有时也得十天半月才能见上一面。
我住在了姐夫打工的长安镇长富家具厂。他们那间厂不大，百十号员工，管得不太严，这给了我偷偷溜进员工宿舍的机会。只要进了宿舍，基本上就安全了。姐夫他们厂的宿舍很大，里面乌漆抹黑的，一间宿舍里有几十架铁架床，走进宿舍，简直就是走进了迷宫。钻进床里，拉上床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开始几天，白天出去找工，自觉是个人才，梦想找个仓管、文员什么的，不屑当普工。晚上回来，就到长富家具厂背后的美泰玩具厂看电影。
我记得有一次看的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当时只觉得好看，有几处感动得我偷偷蹲下来流泪。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将来会走上写作这条路，也还不知道白先勇是谁。看到白先勇的小说，是十年后的事了。当时找工作并不顺利，经过了半个月的折腾之后，晚上再也没劲出去看电影了，偷偷摸进宿舍，转眼就睡着。手中的钱也用光了，我又不想向二姐借钱，只好降低要求进厂当杂工。这间厂加班很厉害，每晚都要做到十二点过，冲完凉（这里把洗澡叫冲凉），差不多就到凌晨一点。自从进厂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二姐了。
有一天晚上，二姐下班后，约了妹妹过松岗来看我。她们到了厂门外，希望保安能叫一下我，保安没有理会二姐的请求。我记得那是在冬夜，珠三角的冬夜，虽不像故乡那样寒冷，却也有几份寒意。二姐和妹妹就这样站在厂门外，一直等着我下班，结果她们等到了晚上十一点半。必须回去了，再不回去就没有车了。我可以感受到二姐当时失落的心情。发工资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两包“红双喜”牌香烟送给保安。工友告诉我，不给保安送烟，保安是不会喊人的。在这里，很多厂的保安除了喊人要送烟之外，代收挂号信也要收两块钱。我送给保安两包烟，觉得还是不放心，又加了十块钱。我不能让我的二姐下次再来找我时找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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