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男，1978年出生，陕西府谷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就教于天津商业大学，矢志于学术研究，乐于在探求学问中充实自己。自小感受着质朴的乡村生活与农村的喜怒哀乐。自然也就乐于问学乡村、探究乡村。已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杂志发表小文30余篇。乡村很小，乡村亦很大，探求乡村才刚刚开始。

　　一、传统社会的基层权力体系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基层社会权力一直以不同的面貌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从总体上来看，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大体延续着三种相对稳定的非正式权力，即县衙的职业化胥吏群体，里甲、保甲等准乡级政权组织的乡约地保群体和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员组成的乡绅群体。
　　胥吏，是人们对中国基层权力结构中各类具体办事人员的一个比较广义的称呼。一般而言，按其职差性质，胥吏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职吏员，在各衙署内收发公文、核查档册、誊录文件、造报册簿账目、收贮档案等；一类是专供奔走驱使的胥役，负责催征赋役，查管市场、关卡，看管钱粮物库，缉捕、押解犯人，衙门内外站堂、看门、通报、传唤，上下级衙门及乡里之传送文移、联系，以及跟随长官等等。①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社会群体，胥吏从唐宋以来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及至清代，胥吏群体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力量，大县逾干人，小县亦多至数百名。②由于胥吏不仅要做文抄公和档案管理员，还是地方官员处理行政事务的重要依靠。地方衙门的胥吏主要是本地人，他们非常熟悉本地情况。而地方官员并非本地人，且任期又不长，他们对地方情况的了解是有限的，因此很多事情要借助胥吏。于是胥吏便利用他们自己的优势来左右地方官员。与此同时，胥吏们在基层社会还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有些肥缺衙门，甚至成为某些有较大势力的胥吏的盘踞地，互相勾结，串通作弊。
　　再加之统治者千方百计地以期建立一整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一切机构无法独断政事，故此掌握事权的吏、役不仅不可缺失，反而成为必须依赖的对象。于是这又大大加强了他们在基层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由于他们在担仟吏职之后，要行使控制人民的职能，从而构成基层社会中的重要权力体系。不少胥吏为恶多端，他们操刀笔之刃，往往操纵上下，左右逢源，盘剥百姓，肆无忌惮。因此也为广大下层人民所痛恨，斥之为“衙蠹”。但是，作为一个非正式权力的社会群体，他们来自于被统治阶级，并没有真正拥有统治集团各阶层的地位，始终被视为是下九流的职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始终游离于对立的两个社会集团之外，在夹缝中生存。①
　　保甲制作为封建王朝对基层社会实施的控制系统，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而日益完善。正所谓“守令之政，自以乡约保甲为先”②。尤其是宋代以来推行的保甲制，其控制系统更为严密。它把分散居住在各乡村的民众按照统一的保甲组织编织起来，并建立起严密的治安监督网，以确保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及至清代，保甲制又被上升为“主于制民”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自城市达于乡村，使相董率，遵约法，查奸仇，劝微行。善则相共，罪则相反，以保安息之政。可见，保甲制的推行是为了保障专制王朝统治秩序而确立的一种准军事性质的控制机构。从其基本职能上来看，是通过彼此担保、相互节制以达到对基层社会实施有效控制的目的。很显然，保甲制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基层民众的猜疑和敌视的基础之上的，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抵制。故此一些学者指出：“封建国家政权对保甲的设计，恰恰忽视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忽视了乡村社会分层的基本特点。它悬空于乡村社会的天真创意，以卑御尊、以弱御强的倒挂体制付诸实施，几乎必死无疑。”④在清中期之后，统治者在基层社会中又通过乡地组织来控制基层社会。
　　应该说乡地与保甲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非正式权力组织。二者的联系主要是：乡地往往是保甲编联的主体，即当各级官府为维持治安而需要建立、整顿保甲时，要将之作为一项“官差”，通过乡地组织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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