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二辑）：法律·对外关系》中收录的论文和大部分书评原刊发于日本的学术刊物，集中反映了当今日本之中国研究的最新成果。
　　《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第二辑）：法律·对外关系》选取的基本上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论文。所收文章中除了数篇书评为本编辑委员会的邀稿以外，其余的专题论文、书评以及研究动向均为日本的权威学术刊物的已刊论文。20余位著者，除了数名著作等身的资深学者以外，大多为三四十岁的中坚研究力量。通过他们的研究，相信读者们一定会对日本的中国学界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长期以来以细致和扎实的研究风格广为人知。新一代的日本学者同样注重从某个地区的特定具体问题着手，通过细致的资料调查和现状分析，寻找出潜藏在中国社会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引导读者深入思考。

　　以下，笔者将就本书提出两点思考。首先是关于著者在书中的考察重点之一——“责任内阁”与国会关系的问题。二者作为“向立宪国家过渡的两个关键概念”（第90页），著者更重视前者，毫无疑问，这首先取决于本书的主题，著者侧重于对“责任内阁”的考察，是为了弥补近代中国立宪史中先行研究的不足。然而，似乎不仅停留于此，例如，著者在论及杨度时认为，杨度提出“速开国会”论是为了达到建立钦定宪法与责任内阁的目的（第121页）。同样，著者还认为活跃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的请愿代表、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国会的开设，而是为了责任内阁的成立（第239页）。也就是说，在著者看来，对于杨度和孙洪伊来说，他们的“速开国会”主张只是被作为实现成立责任内阁这一目的手段。但是，众所周知，杨度在清末率先提出了“速开国会”，同时也是这一主张的积极推进者；孙洪伊则是国会请愿运动中最活跃的代表之一。对于二人来说，他们的“速开国会”的主张究竟是实现责任内阁制的手段，还是“速开国会”本身就是目的？这就引发了清末关于国会与责任内阁之关系的思考。
　　毫无疑问，开国会与责任内阁的建立同属于立宪的目标。以对近代中国的立宪具有重大影响的明治日本为例，明治初期所提出的“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与自由民权运动密切相关，而关于责任内阁制的讨论则与政党政治相关，并与天皇亲政论形成鲜明对立。因此，在明治日本围绕国会与责任内阁制的讨论均是考察日本立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概念。那么，在清末中国又如何呢？一方面，清末“速开国会”口号下的国会请愿运动可以说与明治初年的日本颇有相似之处，它的目标与“民权”主张是直接相关的。而另一方面，关于责任内阁制的讨论却不似日本那样有明确的针对目标，清末中国没有类似于日本天皇的“大权”，政党政治也还没有为宪政的推进者们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也就是说，清末关于责任内阁制的讨论与这一组织原理背后的立宪的价值原理并不似国会与民权那样紧密结合在一起，还需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充分的论证。尽管就目的而言，设立责任内阁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亦并非无的放矢，但是，通过成立责任内阁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与实现宪政本身并无必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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