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纯声的《中国边政改革刍议》④简要回顾了历史上的边政方策及其当前的边政局势，阐述了三民主义边疆政策之要义，论述了地方边政机构中的盟旗、土司、政教和部落等旧制及其改革原则：力求边区政权之统一、保存边疆土地之公有制度和培植边民之自治能力。随后辟专节《蒙藏地方边政之改革》讨论了康藏地方的边政问题，进而讨论了边疆各地边政问题及中央边政机构的改革问题。文中作者认为“（国民）政府亟应采取宽大政策，使我三民主义之边疆政策，明确而制度化。对于未设行省之西藏等地，大者成立为自治地方，小者成立为自治地区。除国防外交及国家行政必须统一于中央外，予各地方自治自决”。这对于当时的边政理论与实践使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应该说马长寿是本时期对西方学术了解颇深的学者之一，他的《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运用》⑤一文就是其有关西方人类学中国化具体的理论探索。文章在第一部分“人类学由资本帝国主义羁绊脱离的经过”简述了西方人类学产生的缘起及发展历程；在第二部分“英美荷澳诸列强之应用人类学的实施”扼要剖析和批判了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在各相关殖民地的“人类学实践”；在第三部分“中国边疆的特质与中国人类学的建立”中着重分析了中国边疆与列强殖民地的诸多不同特质，继而“提醒中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及早建立中国的人类学”，“中国的人类学，固然不能放弃人类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须注重中国人独有的一方面”。最后作者阐述了“几种人类学的原则可为吾国边政之借鉴者”①，指出“中国边疆与帝国殖民地既不可同日而语，故中国边政于人类学的应用不当限于应用人类学，而须一方面修正应用人类学，另一方面于此科学之广泛领导中寻求适合于中国边政的特殊情况”。此即今天所谓“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也。
顾颉刚曾经就边疆问题在中央大学、中央组织部及边疆学校等地做过演讲，他的学生李得贤先生整理成《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对策》②一文发表在《西北通讯》上，回顾了中国过去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追溯了帝国主义环伺围攻我边疆的惨痛历史，剖析了边疆官吏与商人之自杀政策，最后提出了今后的对策：训练调查人才、发展交通、振兴实业、清除疾病、普及教育、公平交易、清除外国传教士、（发展）内地与边疆的文化交流、通婚、（鼓励）青年到边疆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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