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罗新璋（1936- ），先后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中译法、法译中工作，于翻译理论多有探究，译品精益求精，古朴简约。
《罗新璋译文自选集》选入莫洛亚短篇名作和《列那狐的故事》《特利斯当与伊瑟》等名著及《红与黑》精华本，多方面展现法国文学精华和译家风采。
书前罗先生专文介绍其进入译坛的宝贵经历。
借译事楷模，为文章正轨
---从早岁受业说起
余步译坛名家之后，毕生愿以译事为业。古稀回首，还只是愿望而已。一生碌碌，碌碌无成，只译得厚厚薄薄八九本书，诚不足以译家自居也。
五十而知天命，1986年始出第一本译作《栗树下的晚餐》，还是同窗好友孙传才在岭南助我一臂之力，才应命赶出这本小书。虽然志在法译中，因工作需要，中译法此前已做了十七年。大学毕业后，学殖即荒疏五年。1963年初，命运始见转机，调入外文局，进《中国文学》编辑部，筹建法文组。接着，组稿翻译，编排校对，忙了大半年，于1964年二月初，《中国文学》法文版推出创刊号，恰逢一月底(1月31日由戴高乐宣布)中法建交。盖我们下面忙于具体事务，上层根据外事布局，早作统筹安排。
中国文学作品，精选精译，定期出版，面向法语地区，当年也是中法文化界一盛事。为庆贺法文版问世，时任文化部长的作家茅盾，曾以主编身份于四川饭店宴请参与创刊的中法专家与编辑翻译人员。第一期，借助各方力量始得顺利出版，翻译主要靠RégisBergeron、韩素英、孟鞠如、何如等，核稿则请钱锺书、孙源、徐佩诸前辈，还得到DeniseLi很多帮助。转入正常状态，就靠法文组刘汉玉、燕汉生、曹大可、瞿本钧和我五人，改稿则有CharlesParon，LucetteGrieshaber和MartineHémery。Lucette原为《北京周报》七专家之一，读书很多，文笔甚佳。《周报》要求政治上正确，贴近原稿，而Lucette改稿大胆，删改过多，《周报》难以接受，遂转至《文学》。一到法文版，文学作品不像政治文章，伸缩性较大，但六页打字稿，改得只剩四页，也嫌改动太多，有点不放心。编辑部要求把改稿译回中文，3000字只剩2100。几人审阅，觉得字句精练了，意义倒似无大误，略扳回几处通过。此事Lucette本人不知，她依旧大刀阔斧，发挥其所长。
《中国文学》法文版为季刊，每期二十万字，古典、五四、现当代三分天下，配以文学艺术各方面的文章。组内几人，虽都大学法文毕业，但一时还难符刊物之高要求。杂志上的短评、文艺简讯，只有这些小文章可供大家做点翻译练习。季刊闲时，Lucette想到开法文选读，从ChansondeRoland(《罗兰之歌》)讲起，以读经典原著为主，坚持了一段时期后"文革"形势趋紧，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1966年"文革"开始，国内文艺杂志纷纷停刊，外文局因是对外宣传机构，刊物照常出版。法文版此前翻译多借助外力，此时各单位搞斗批改，已无外力可借。所幸组内同人已有两三年练笔，这时组员知难而上，勇挑重担，争取多翻译，从改稿中学习。
为适应工作要求，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法文水平。六十年代学外文，没有现在很普及的磁带、光盘、视听、影片等辅助教材，唯有看书一法。一边读，一边记，遇好句(expressionsettournures)，便抄下，供复习或备考。记得1956年用大半年精读斯当达LaChartreusedeParme(《巴玛修道院》)。每读一章毕，抛开原文，自己用法文写出大意，请Lucette批改，以练习笔头。晚上有材料就翻点小文章，其中有钱锺书的《窗》和《论快乐》两文，一段一段随意译出，不多推敲，以提高快译能力，亦请Lucette改。有些文章有意思，故她也乐意修改。昨天改的，今天可能就用上了。改完两文，Lucette觉得钱很博学，"属于五四一代作家"，那时钱还默存，尚不大为人所知。
我学法文，主要靠阅读，投入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少看，甚至不看中文。为抓紧时间，上班途中，只要公交车不太挤，也看。读法文，泛读与精读结合。泛读凭兴趣偏爱，精读求精字善句。读Camus的L'Etranger(《局外人》)，注意到加缪对passésimple的强调使用，但更喜欢LaPeste(《鼠疫》)，觉得有思想，甚至有哲理。Sagan(萨冈)小说，一口气看了三四本，喜欢她不经意的文字，而她只比我大一岁！那时看书快，romanspoliciers(侦探小说)没少读，因为文字活泼、贴近当下生活。
Eliseoulavraievie(《艾丽丝或真实生活》)是本反映现代生活的职场小说，写得很好，出书不久，就有幸能读到。惜乎年代久远，很多读过的书，连书名都记不起了。
"文革"初起，如火如荼，发生很多过激行动。外面广播声响连天，我倒在斗室一隅，读了几本布莱希特戏剧，如《大胆妈妈》和《密探》等。记得读到一情节：父母两人在议论社会上发生的事，低声说话，怕被儿子听去。待儿子外出许久不归，做家长的便无端害怕起来，他们议论的内容不要变成告密的材料。读这类作品，有助于思考，仿佛眼前发生的事写进了剧本。前不久，读书报上隆重推介托马斯·曼的LeDocteurFaustus(《浮士德博士》)，此书艰深难读，现有德译者罗炜，功力深厚，
费时十年，才译成中文。可能倚老卖老，四十五年前，老夫就曾读过此书的法译本，这是一本知识分子小说，也可称音乐家小说，为其深邃的内涵所吸引。那时手上正在译评论《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文章，时约1968年，小说中有不少音乐内容，尤其妙在用文字描绘乐感，其用语和表达，有一些用进了《钢琴伴唱》的翻译。因译文不外行，还得到洋改稿的一句好评。总之，那时读书的内容，庞杂而充实。
精读占时不会比泛读多，但得益或许过之。那时能买到的，只有苏联出的法文版文学名著。我们看的，大多是"外国专家"(即法文改稿)带来、留下或从使馆借来的书。原初从《世界文学》上读到莫洛亚小说译文，后来托友人借来原书Pourpianoseul(《钢琴独奏曲》)，内含三十多个短篇，书厚达四百余页。一读原文，爱不释手。
作者本名爱弥尔·黑尔佐格(EmileHerzog，1885-1967)，见其姓氏，即知其为犹太人。进入文坛，始名AndréMaurois，后以笔名闻世，其子女复以莫洛亚为姓。犹太民族，只三四千万之众却涌现诸多世界级著名人物，故世人对之一向抱有敬意。
Pourpianoseul全书，尝通读不下四遍，有些段落熟读成诵，读到好处，感到文字精华之所在。翻译时，着力模仿莫洛亚文体，行文求简洁(sobre)，用语求确切(précis)，句子求有表现力(expressif)。能得其一二，即视为莫大成功。到外文所后，藏书丰富，得读其全集，是我最快意的一事。何兆武为我崇敬的史学家，他在《〈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中称："由于自己习惯于古典的东西，故于当代作家看得极少。但其中也有一些自己是衷心欣赏的，如……于西方喜欢Maurois，以其灵心善感探索人生。"得大史家引为同调，吾道不孤！1983年访法，拜晤莫洛亚之子Gérald，承其赐赠1960年版Pourpianoseul珍本一册，视若家璧。后来偶尔翻翻，依然觉得非常亲切，似回到早年受业年代，恍如昨日。泛读精读不辍，那时的认识：唯有多读法国文学(法文作品)，才能翻好中国文学。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需要文件翻译，以前的名家教授在运动中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翻译班子得重组，从各院校各机构调集约二十人，不才有幸忝列末座。在这班子里，我属小字辈，算是对我读书六年的一种肯定。所有成员中，唯我一人无留学背景，足以自傲也足以自惭。在工作中，痛苦地发现，没有在法国留学和生活的经历，法文不到家，总觉不如人。中国法文要变成法国法文，虽只一些微妙的改动，但这百分之十，觉得自己再努力也跨不过去，难免有点灰心丧气。1964年第一批公派留法，我曾名列其中，因法文版刚出二期，有待完善，主事人何路考虑下来，觉得可缓一缓，等下一批再去。接着"文革"十年，到改革开放之初，"冯唐易老"，机不再来，遂萌退意。
九大之后，极"左"思潮泛滥，翻译界提出"扔洋拐棍"，纷纷辞退外籍员工。《中国文学》不同于时事报道，文字要求较高，坚持之下，才请到JacquelineTcheng（程砚秋长媳）来社工作一段时期。狂潮过后，专家难请。使馆文化处介绍来的友好人士，风度翩翩，能说不能改。一篇文章，只能改几个错字。我先翻译后定稿。
改稿一弱，定稿吃重，艰难维持。也遇到有水平的，合同到期却不肯留。接续五六位，最后来了SuzanneBernard，她本是作家，胜任愉快。见法文组已较健全，改稿得力，质量走高，而我的grandevocation(志向)似在法译中，遂告别法文受业十七年！
1980年调入社科院，本来熟习的中译法、改稿定稿、拼写校对，都用不上了。学来不易，弃之可惜。工作变换，亦即知识转型，逼得你要学许多新东西。在《中国文学》十七年，基本上是译而不作，把中文"译"成法文，无需也"不作"中文书写。这十七年里，翻译改稿都用法文，自然会有自己的行文习惯。到外文所改做研究，就斗胆执笔为文，或做法译中，主要用中文。初为文章，隐隐然若有一种文字风格。
以前作中译法，虽水平有限，一向以纯正法文为依归，行文力求简洁明净、用字避复，唯pléonasme(同义迭用)之务去。对新词俚语，从严把关，宁用正宗的aucontraire，而不赶时髦，取parcontre之类习语，抵制barbarisme(不规范)尤力，连法国人都称我为lepuriste(语言纯洁主义者)。先译后写。开始写中文时，仍在用法文的文字技巧方法。说来不信，或以为自诩，那是以翻译之道，移作为文之术；反用严复语，则是借译事楷模，为文章正轨。中文写稿当中，突然缺词了，有时法文会来补上，再査法汉词典翻过来。即以本文题目而言，因想写《中国文学》十七年学法文事，先就想到现成法文Mesannéesd'apprentissage，然后译出中文如上。人家或会觉得这是大言欺人。多年前，曾有把我闲杂所写合为一集之提议，还自拟书名为"拜翻译之赐"。序文草稿，曾寄施康强兄乞斧正。对书名，施以一向的雅谑称："我为你想到的是《译红轩杂著》。曹公悼红，罗公译红，皆耗尽心力。"并在"以翻译之道，移作为文之术"下面划一道横线，旁批："深得吾心。确切说，乃以洋文之道(简洁，避重复)写中文(但避洋腔)。"施兄1963年北大毕业，先后在《中国建设》法文版、中央编译局做翻译，"文革"后才开始著文投稿，出有《第二壶茶》等多本散文集，亦是由法文翻译转入中文写作，故与我有同感焉。我想，不光施我两人，凡先习洋文，后用中文者，所写中文或多或少会受洋文影响。钱锺书三十年代为文称，"我们
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汉语历来的修辞格中有反问、反语、反复，似无西文纳矛盾于一语的怨亲词(oxymoron)。迩来承人询及近况，常告以：我是退休的闲人，但却是很忙的闲人。---矛盾修辞法早已进入汉语辞林。余光中讲："六十年后，白话文去芜存菁，不但锻炼了口语，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种多元的新文体。"余文中常有"吸收了外文"之处，增加了汉语的弹性和表现力。在外文局法文受业十七年，后来转向中文，但知识结构像张网络，其中的一大块后来虽没直接用上，但时或触类旁通，仍能有所开拓。
法语是一种优雅美妙的语言，其中如正反、对比等修辞法，以及谐音和jeudemots，一加套用，说出话来就很风趣。Lucette一次去瑞士休假，回来后说，她虽在国外，时时想到法文组，想到罗的proposhumoristiques。我自知不幽默，这是第一次听人说我说话幽默。可能"文革"中，同事间说话较正经，而说法文，像逃到了法租界，戒忌较少。后来我们几个同行，偶尔碰上聊天，施康强把一人刚说的中文，马上翻成法文，大家听来不觉一乐。中文里不显，一经翻译，就有文字意趣。1984年秋，法兰西学院院士Jeand'Ormesson因事来华，公余想参观兵马俑，院外事局派我去西安陪同两天。行程结束前，在秦始皇陵边界踱步，L'Académicien挽着我说："这两天过得很愉快，你法文讲得很好。"大出乎我意料。自知随便聊聊可以，长篇大论没训练，与流利相去尚远。院士说："我的意思，你说法文，很有法国味道。应时应景，灵活风趣。"说来像天方夜谭，说法文有点幽默，不说法文，没这载体，幽默也无！那时离开《中国文学》只三四年，还能讲讲。在外文所讲法文机会本来就少，尤其退休后，不常去所，接触不到法文新书新刊，水平大大低落。所言及此，只是想说，说好法语，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些隔日黄花，今天写来，近乎自吹。同班同学，有的接连走了，上天今容我饶舌，放言自恣，谅当能得到宽容之理解。
本选本，主要从所译《栗树下的晚餐》(1986年漓江版)、《列那狐的故事》(1988年人文版)、《特利斯当与伊瑟》(1991年人文版)、《红与黑》(1994年浙江版)四书中取材，按出版先后排序。前三本中选录的各篇各段都是真本全译，原汁原味。唯《红与黑》为费心缩节的精华本，容稍加申说。
……
散文
金字塔感言
多尔市演讲辞
诗的力量
莫洛亚专辑
艾尔勃夫一日
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
时令鲜花
《列那狐的故事》选辑
初试锋芒
狐狸的诡计
大灰狼受洗
尾巴钓鱼的奇闻
落井之后
御前会议
狐狸的狡辩
狐狼格斗
绞索架下的交易
包藏祸心
御驾亲征
罗马朝圣
狮王得救
说狐
《特利斯当与伊瑟》专辑
漫说骑士文学
药酒
白兰仙
大松树
矮子伏偻生
教堂脱险
莫萝华森林
跋
《红与黑》精华本
精华译本之生成记
上卷
下卷
译书识语
附录：罗新璋作品目录
傅雷毕生没有讲授过翻译，但不乏私淑弟子，其中首推罗新璋先生。罗先生以一"化"字归纳傅雷译文追求和达到的境界，并且探索其技巧，进而化入他自己的译文，务求精益求精。傅雷日译不超过一千字，罗先生自谦无此能耐，仅译五百字。且不说优美的译文带来的阅读愉悦，假设只算经济账，读者用十分钟读罗先生花两天译的一千字，或时贤用两小时乃至更短时间译的同样字数，试问哪个更值？
——施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