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春,兵荒马乱的年月,吴波出生在安徽省泾县茂林村。他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十三岁那年,跟母亲搬到宣城水东镇,水东就成了他第二故乡。
吴波的苦难从小就开始了。四岁时死了父亲,没了经济来源,不久叔父和他们分了家,继而哥哥经商折本欠了债,随之一场大火,把住房烧得片瓦无存。接着他和哥哥二人也分了家.各分得四亩水田,火灾后重建住房和欠下的债务,由兄弟俩分担。吴波家日子从此雪上加霜。
吴波八岁进私塾上学,读书十分用功,辛劳的母亲对他未来有了希望,一心想培养他读书当官,却因家庭日渐贫寒,无法完成学业,后虽有叔父资助,读到第八年,就因缺学费再也读不下去了。16岁的吴波.只好到宣城做学徒,做杂活。他做的虽是小店员的苦活,满脑子却是建功立业的梦想。
这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到处是战乱死伤,到处是欺压掠夺,到处是饥荒。吴波讨厌、憎恨这个社会。为表达心中的不平,他把名字“报平”改为“抱平”,名叫“吴抱平”,意为对眼前一切都看不惯。他立志“自我奋斗”找寻出路,彻底改变自己命运,也去改变社会的现状。
人的一生,脚下的路虽很窄,却会有多个岔口,步人哪个岔口,就是哪条路的命运。而岔口的选择,却是短浅目光与高远思想的体现。此时吴波处在了人生的岔路口上。
1927年春天,柳芽露头的时候,有支精神昂扬的队伍到了芜湖宣城——北伐军来了。北伐军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要推翻封建落后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吴波听着这些口号既新鲜,又兴奋。在响亮的口号声中,有本《三民主义》的书,让他放不下手了,尤其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提法,是要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平等,承认民族自主权,还要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防止欧美现行制度流弊,人民有选举权,使人民拥有政权,还要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社会!这些设想,让吴波热血沸腾。他从这本书中认识了孙中山,知道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会很美好,对孙中山产生了景仰。吴波下决心离开宣城,去参加北伐军。
吴波几经周折参加了“皖属先遣队”。穿了军装当了兵,他以为这就是参加了“革命”,兴奋地跟这支队伍出发了。
由一个小店员成为北伐军的书记官,吴波由衷地喜悦,而这喜悦又那么短暂。在合肥,北伐军“皖属先遣队”被北伐军的自崇禧部队缴了械,他侥幸从先遣队逃了出来。
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尽管芜湖北伐军仍在宣传革命,实际上已变成蒋介石的工具。
吴波又回到家乡。行李丢光了,两手空空,在宣城当店员欠下的亏空要归还,生活费要靠家里解决。所有这些都使他母亲发愁。村里人把他看成不守本分的青年,说他放着体面的店员不当,跑出去“革命”,把自己“革”得屁股精光跑回来……闲言碎语,像刀刺心窝,吴波难受,他母亲更难受。
好心的乡亲,劝他仍去经商。他不想再干经商行当,想干改变社会的事,而这雄心壮志离现实又那么遥远。他找不到渴望的那束光亮,他感到眼前一片迷茫。
吴波日渐困惑,在家等待的日子是那么苦涩而艰难。在母亲的责难和人们的讥笑中,他再也呆不下去了,决意远走。这时,恰好有位在西北军当书记官的族兄冯剑青回芜湖探亲,听了吴波的窘况,答应帮忙,带吴波离开了老家。
在郑州,吴波经族兄托朋友帮助,考取了郑州市政府公益科的见习科员。吴波做事不惜余力,且又极其仔细求真,不久就被转正为三等科员。那时局势动荡,郑州市一年内换了三任市长,三任市长都很欣赏吴波的才华,每任市长都给他提了一级,一年多时间被破格提升三级,他由见习三等科员升到一等科员。
对“三民主义”抱着幻想的吴波,很快发现国民党说一套,做一套。所谓“打倒军阀”,军阀都挂上了“革命”的招牌;所谓“打倒土豪劣绅”,豪绅们依然很神气;蒋介石屠杀进步青年,社会弥漫血腥。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吴波决意远离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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