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记忆·思想：东西比较随笔集》：
我们明白了钱钟书先生关于系统和片断思想这一观念，就可以看出《管锥编》分条目评点，其实就是这一观念在写作形式上的体现。钱钟书的评点并不系统论述古代典籍的哲理或文意，却挑选一些具体字句来阐精发微，并广泛征引大量中外文著作，用丰富的材料来启发读者，同时也提出一些极富创意的见解。这些评点条目短者数行，长者数页，议论所及凡哲学、历史、文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无所不包，而且皆提要钩玄，道前人所未道。钱钟书先生的评论打破学科藩篱，绝不墨守成规，又跨越中西语言文化的界限，取证多种西文著述，自由驰骋，使书中极为丰富的中西典籍互相参照，彼此发明。这样的写法使《管锥编》这部书很难分类，而习惯于按照“学科”或某种研究“领域”来思考和阅读的人，很可能会感到困惑，被书中各门类知识的探讨和各种语言的引文弄得眼花缭乱，甚至反过来责怪此书散漫零碎，不成系统，落入钱先生批评那种“浅薄庸俗的看法”，甚至为其“懒惰粗浮的借口”。但是，我们只要放弃那种按部就班、直线推论的阅读习惯，怀着入山探宝的心情，沿着书中思想文字的路径前行，随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们就不能不惊叹钱钟书的渊博学识和深刻见解，佩服其引文之丰富而贴切，能揭示不同文本暗含的联系，指出中西思想不期而遇的契合。我们这样阅读就会发现，他的评论把古代经典中的智慧从艰涩的文字中释放出来，使古代文化和古人的思想不再只属于遥远的过去，而通过理性的评析和东西方文本的相互参照，变得十分贴近而亲切，可以让我们充分理解。所以，我们学会读《管锥编》，就会感到深受启发的兴奋，得到心智上极大的满足。
尽管《管锥编》的体例不循学科系统论述的常规，但各个条目之间并非没有内在的联系。书中常有“参观”某处之语，就说明在作者心目中，学术和思想其实是统一联贯的整体，只为评说的方便，随不同境况而立言论述。会心的读者也应该一方面打破学科系统的偏见，另一方面开张心目，注意条目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即以《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的评论为例，说明钱钟书评语所包含的几个主题以及这部重要著作的独特性。另外，《管锥编》引用西方著述极多，对阐发中国典籍很有帮助，我在文中也尽可能点明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钱钟书评《老子》内容丰富，本文只选取一些条目，突出几个重点，清理出一点线索来，希望对读钱著者有所裨益，也希望得到海内外学者专家的指正。
钱钟书论《老子》，在各版本中独取王弼注本，而批评清代钱大昕、严可均所推崇的唐刻易州龙兴观碑本。钱大昕称赞龙兴观碑本“从古字”，所以是真古本，但钱钟书却针锋相对地说，“其字太古适征其本之非真古耳”。碑本用古字，是刻意使碑文看起来很古。道士们以为去掉他们觉得可有可无的虚字，读起来简古，以晦涩冒充深刻，就可以使人相信其为真古。可是钱钟书却引清人冯景的一段话，对此大加嘲讽。冯景《解春集文钞·补遗》卷二《与高云客论魏序书》云：“《论语》首章凡三十字。曩估客言，曾见海外盲儒发狂疾，删去虚字十六，训其徒曰：‘学时习，说。朋远来，乐。不知，不愠，君子。’简则简矣，是尚为通文义者乎？”钱钟书把龙兴观道士和冯景书中提到的那位发了疯的“海外盲儒”相比照，就讽刺了那种乱改经典、以虚字为多余的荒唐。简古固然可能是时代久远的一个标志，但窜改经典之后文义不通的晦涩，却并非古朴的标志。钱钟书诙谐地说：“余读易州碑本《道德经》，时有海外盲儒为《论语》削繁或吝惜小费人拍发电报之感”（第402-403页）。《老子》一书年代久远，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确切知道其最初原本的模样，但重要者不在其字之写法是否简古，而在其文义是否通畅。钱钟书自谓在众本中独取王弼注本，乃“从吾所好”（第403页），然而王弼本在历代各家注本中，“词气鬯舒，文理最胜”（第401页），往往言简意赅，道出老子哲学胜义，也是他选取此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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